苏轼被贬到黄州时穷到什么程度？他在信里写道：每月初一数出钱来，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

1079年12月，苏轼从御史台的牢里被放出来，收拾了东西，带着妻儿往黄州去。

他当时四十四岁。进去之前是湖州知州，出来之后是"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一进一出，差了整整一个人的份量。

御史台的案子，起因是有人从他的诗里挑出几句，说是讽刺新法、诽谤皇帝。

从被弹劾到下狱，前后几个月，弹章一封封地递，每一封都往重里写。苏轼在狱里关了一百零三天，最坏的结果是砍头。

救他的人有很多，其中包括他政治上的对头王安石，据说王安石托人传话，说圣朝不杀士大夫，神宗最终没有动极刑。命保住了，但仕途就此折断。

"黄州团练副使"这个头衔听着还像个官，其实什么都不是。

无俸禄，无职权，无公廨，连自由走动都受限，须在黄州"安置"，不得擅自离开。

苏轼到黄州，第一个落脚点是定惠院旁边的僧舍。

定惠院是寺庙，借住寺边，说明连自己租房的余钱都不宽裕。妻子王闰之、侍妾朝云，加上几个孩子，家眷随后赶到，一大家子往那僧舍里挤，吃饭是头一个难题。

他后来写信告诉朋友秦观，说自己初到黄州，全靠老友马梦得在当地帮着张罗。

马梦得的帮忙，最实际的是帮他申请到一片旧军营的废弃地，在黄州城东，约五十亩荒坡。

那地方名叫"东坡"。苏轼带着家人和几个仆人，把荒坡开出来，开始种地。他后来自称"东坡居士"，出处就在这里。

种地不是比喻，也不是文人雅趣，是真的在种地。

苏轼不懂农活，从头学。黄土挖开，先种麦子，再种蔬菜。他在信里写，亲手翻土，手上结了茧。旁边的农民见他生疏，过来指点，他也虚心学。

从进士出身、翰林学士，到拿着锄头跟农民请教种菜，这个落差他写起来平静，没有自怜的语气，大概是真的接受了。

经济上有多拮据，他在信里说得很清楚。

每月初一，把当月能用的钱数出来，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用挂钩取下一份，把钩子收起来，当天花销不超出那一份。

节省下来剩了钱，另找一个大竹筒存着，留作来客时用。

这套法子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防的是月初花得敞、月末断炊。他说自己"省约至此"，语气不是诉苦，更像在报告一件已经处理妥当的麻烦事。

黄州物价，有几样便宜。猪肉是其中一样，本地人不太吃，价格低，苏轼买得起。

羊肉贵，他买不起。他研究怎么把猪肉做好吃，文火慢炖，加黄酒，少加水，火候到了自然入味。他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录心得，说"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

这道炖法后来流传下来，被叫做"东坡肉"。

住的问题也折腾了一阵。僧舍住了一段，后来搬到临皋亭，是江边一处旧亭改建的，能住人，但逼仄。

他在信里描述过窗外的景色，江水、沙洲、远山，看着不坏，只是一家人在里面转身都要小心。

1082年，他在东坡的坡地上亲自主持建了一间草堂，建好那天下了雪，取名"雪堂"。草堂建好之后，他常在那里待着，有时坐在坡地上看庄稼，看天色，一待就是半天。

他不是一个把自己关起来哀怨的人。

黄州期间，他结交了当地官员、路过的文人，也有渔夫和种地的农民。他还自己酿过一种蜜酒，方子是摸索出来的，据他说味道不错，但喝多了会拉肚子。

他把这件事记进笔记，并不觉得难堪，带着点发现了什么有趣事物的语气。

但给朋友的信里，偶尔露出另一面。

给章惇的一封信里，他说自己"杜门不出"，后来又说出去走了走，见了几个人。

那种被圈在一地、不知何时是头的感觉，时间久了钝进心里，偶尔一句话漏出来，又迅速被他用别的话盖过去。

他曾在一封信里问朋友外面的情形，问完了又说算了，不必回答。

他四十四岁来黄州，四十八岁才离开。

这四年里，《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这时候写的，前后两篇《赤壁赋》也是，还有大量的随笔、诗词和书信。论质量密度，这是他一生中最高产的时期之一。

1084年，苏轼被量移汝州，黄州之贬结束。

他离开时，带走了一家人，也带走了四年积累下来的一套生活本领，和那段时间写下的那些文字。

后来他仕途又起伏，有重新得势的时候，也有更远的贬谪。

1097年被贬惠州，1100年再贬儋州，到了今天的海南岛，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但每到一地，还是种地，研究吃什么，写信，写诗。

黄州那四年，有时候被后人描述为他"精神涅槃"的阶段。

这个说法未必错，但也遮住了一些实在的东西：算了又算的三十份钱，吃了又吃的炖猪肉，还有那间他自己动手建起来的草堂。

参考来源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