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中国近百年，为何没有留下一首像样的汉语诗？

提到唐朝，人们能随口接出李白、杜甫、王维，哪怕是小学生，背几首不是难事。提到宋朝，词先浮上来，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脍炙人口的句子排着队等人认领。

元朝呢？

元朝统治中原将近百年，汉语诗好像忽然沉默了。

后人能叫得上名字的，是关汉卿、王实甫，是一出出戏，是舞台上的唱词，不是案头上的诗卷。问为什么，要从科举说起。

科举考试在元代的遭遇，是理解这段文学史的钥匙。

蒙古入主中原之后，早期对汉地的科举制度并不熟悉，朝廷选拔官员另走他路，以军功、推荐、恩荫为主。

汉人士子想靠读经应举走上仕途，这条路相当长时间几乎走不通。

直到1315年，元仁宗延祐年间，科举才以有限的规模重新开放，距蒙古入主中原已过去大半个世纪。

这次恢复，录取名额受到限制，汉人进士在仕途上能走到的位置，也远不如前朝来得顺畅。

这件事对文化的冲击，是实打实的。

过去一千多年里，写诗这件事和科举深度绑定。

唐代进士考试要考诗赋，格律、声韵、立意，每一项都是硬功夫，考什么，人们就练什么，水平自然越磨越高。

宋代把考法改成经义策论，诗的地位随之降了一级，词的创作反而繁荣起来。

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文人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哪种文体，取决于这种文体能不能帮他们走进官场。科举停掉之后，那条动力链就断了。

读书人没了上进的出口，聪明才智总要找地方放，元代给了他们另一个去处。

元代城市的勾栏瓦舍，是汉人文人找到出路的地方之一。

大都（今北京）、杭州、扬州一带，有规模相当大的戏剧演出市场，观众不分阶层，看戏是真正大众化的消遣。

这个市场有需求，就需要有人供给，能写字、懂音律、对汉语情感表达有把握的人，很自然地往这里流。

关汉卿就是其中一个。籍贯历来有争议，但其活跃于大都的时期，史料有据可查。

传世杂剧十余种，散曲若干，《感天动地窦娥冤》《救风尘》等作品，在元代广为演出，语言通俗而有力，情感直接，完全为舞台服务，和书斋里自我欣赏的那种文字是两回事。

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为骨架，用大量精美曲词撑起整部戏，后来的批评家对其文学价值一再肯定，明代以后更是将此书列为上品。

但《西厢记》的语言是舞台语言，写出来是要被唱出来的，是要配合演员动作和场面调度的，和五言七言的格律诗完全是两套逻辑。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元代汉语文学里被后人引用次数极高的短篇文字之一。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五组意象叠在一起，结尾才让断肠人现身。

这首是散曲，归属于"曲"的体系，格式和词有交集，但声腔系统不同，和传统诗的谱系是分开的。

严格说起来，元朝没有留下"诗"，留下的是"曲"。两者在汉语书写史上都是正经的文学形式，只是走的路子不同，解决的问题也不同。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要说清楚：元朝并不是真的没有诗人。

赵孟頫，南宋宗室后裔，入仕元朝，以书法名世，同时也写诗，存诗数量不少。

萨都剌，其族属历来说法不一，以汉语写诗，格律老到，情感细腻，在当时颇有名气，今有《雁门集》传世。

杨维桢，元末浙江人，诗风奇崛，自成一体，同时代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崖先生"，后来的文学史家对其汉诗评价并不低。

这些人的存在，说明元代汉诗并没有断绝，只是从整体格局看，诗这个体裁不是主流，出不了像李白、苏轼那样在后世大范围流传的人物。原因就在上面那几层里。

元代文人的心态，在当时的文字里留有痕迹。

叶子奇在笔记《草木子》里提到元代将人分成不同等级，儒者排位靠后。

这条说法后来被学界反复讨论，究竟是否有明文规定，至今尚有争议，但汉人士子在元代仕途上的不利处境，从更多史料来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对这批人来说，读书应举这条路大半个世纪里几乎走不通，文字的用途因此发生了转变。

写诗，在唐宋的语境里，有一半是向外的。

见到权贵，写首诗呈上去，或许能博得赏识，拿到引荐，这条逻辑在士人圈里运作了很久。到了元代，这条路不通了。

写出好诗，对仕途没有直接帮助；在戏台上写出好剧本，却可能让更多人知道你的名字，给你带来实在的收入，甚至打开一个新的社会交往圈子。

两条路摆在眼前，人往哪里走，不难想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元曲会在那段时间里集中出现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并非才华无处不在，而是出口选择了方向。才华总要找到出口，出口决定了形式。

元代结束之后，朱元璋建立明朝，科举迅速恢复，诗也跟着回来了。

参考来源：
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叶子奇：《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