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军统大特务沈醉分配到政协，月薪100元，抬头一看新领导，竟是当年被他列入黑名单的死对头


1961年开春，沈醉跨进全国政协机关那道灰砖门楼时，身上只穿了一件半旧的蓝布中山装。


前一年冬天，他刚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出来，第二批特赦名单上，他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四十七岁的年纪，头发白了一半，走路时习惯微微低着头，像是还在计算脚下有多少双眼睛盯着。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办公室在二楼拐角，报到那天，管人事的老李从抽屉里摸出一张工资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专员，月薪一百元。


沈醉接过那张纸，手指头不自觉地捻了捻，一百块，够当时普通工人干上两三个月。他心里大概有点数，自己这条命，国家算是花了价钱买回去的。


“你的办公桌在那儿，”老李朝角落里一指，“先整理民国时期的材料，写点亲历，也审审别人的稿子。”


沈醉顺着话头往墙上看了一眼，墙上贴着委员会领导的名单，他的名字旁边，赫然印着“阎宝航”三个字。


重庆的事，他没忘，1940年代，他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手里攥着一堆黑名单。


阎宝航当时住在重庆郊区，名义上是民主人士，实则是为共产党办事的。


沈醉派过特务跟踪，在阎宅对面支过一个纸烟摊，详细记录过阎宝航每天几点出门、见什么人、在哪家茶馆落座。


这些材料，如今大概还躺在某个档案袋里，而当年写材料的人，现在却得坐在他手底下领这一百块钱了。


第二天一早上班，沈醉在楼道里和阎宝航打了个照面，阎宝航那年六十六岁，穿一件深灰色呢子外套，胳膊底下夹着一卷报纸。


两人相距不过两三步，沈醉的脚步一下子僵住了，手指下意识地去摸裤子缝。


阎宝航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惊讶，只有一种认出来的平静。


“沈醉同志？”阎宝航先开口，声音不高。
“阎……阎主任。”沈醉嗓子发紧，那句“领导”在喉咙里转了个圈，没好意思吐出来。


阎宝航把手里的报纸换到另一只胳膊底下，点了点头：“你那份关于军统内部结构的材料，我看了，有些细节，你再核对一下。”


说完，他抬腿往走廊尽头走，走出两步又回头，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天气，“中午食堂有红烧肉，去晚了抢不到。”


沈醉愣在原地，直到那背影消失在木门后面。


说起来也怪，这栋楼里像他这样“身份尴尬”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办公室里坐着的，有当年被他手下特务盯过梢的报社记者，有被关进过渣滓洞的进步学生，还有几位名字出现在他签发的逮捕名单上的老先生。


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每月同一天去财务科排队，领回那一百块钱，然后端着搪瓷碗在食堂里吃饭，偶尔还互相递根烟。


沈醉起初总有点不自在，开会时他尽量往角落里缩，发言前先偷眼瞧瞧周围人的脸色。



据说有天晚上沈醉加班，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阎宝航两个人。阎宝航在台灯下看一份关于东北抗战的史料，沈醉在另一头闷头写稿。


写到一半，阎宝航忽然抬起头，问了一句：“当年你们在我家对面设的那个监视点，是杂货铺还是纸烟摊？”


沈醉手一抖，钢笔在纸上洇出一团墨：“是……是个纸烟摊。”


阎宝航“哦”了一声，低下头继续看文件，半晌又补了一句：“我猜也是，那个卖烟的，一天要抽掉两包烟，太费了。”


沈醉没接话，盯着那团墨渍看了很久，最后从鼻子里轻轻呼出一口气。


一百块钱的工资，他领了差不多十年，工资条上的钢笔字从清晰写到模糊，办公桌上的搪瓷茶缸也磕出了几个缺口，期间有人高升，有人调走，也有人故去。


阎宝航1968年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沈醉正在办公室里整理一份民国档案，他听到后，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最后只是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


窗外是北京常见的晴天，有鸽子飞过，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一叠用一百块钱月薪换来的稿纸，提起笔，又放下，只是往茶杯里续了点热水。


信源：沈醉《我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