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许世友将军卧病在床，趁旁边无人陪护时，用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死死拉紧，护士赶到后，发现许世友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


许世友躺在病床上，肝癌晚期已经折腾了他好一阵子。


他的身体瘦得脱了形，原先宽厚的肩膀塌下去，被子盖在身上，几乎看不出起伏，可肚子却鼓着，腹水把病号服撑得紧绷绷的。


因为长期输液，手背上留着几个消下去的针眼，泛着青。


那天下午，大概是三点来钟，查房的医生刚走，护士小李去隔壁配药室准备下午的针剂，护工也恰好去打开水了，屋里暂时没了人。


就是这片刻的空当，剧痛又来了。


这种痛法，没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不是一下子过去的刺痛，而是像有人在里面攥着拳头拧，一波接一波，没完没了。


许世友的手突然抓住床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手背上血管像蚯蚓一样凸起。


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额头瞬间沁出一层细密的汗，沿着深陷的太阳穴往下滑，浸湿了枕头。他的身体在被子底下绷直了，脚趾头隔着被子都能看出在用力。


他喘着粗气，眼睛在房间里扫了一圈。


床头柜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是早上护工刚换的，粗布的，浆洗得有些发硬，叠得方方正正。


许世友盯着那条毛巾看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他的手臂在发抖，抬到半空，重重落在床沿上，又抬起来，一把抓住了毛巾。


两只手抖抖索索地把它拧成一股绳，他把毛巾的一头绕在脖子上，另一头攥在手里，然后，两只手朝相反的方向使劲拉。


他的脸很快就涨红了，眼珠子微微凸出，额头上青筋暴起，因为缺氧，他张着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只有喉咙里传出一种类似风箱拉扯的嘶哑响声。


脸色从通红变成猪肝色，又转向乌紫，嘴唇哆嗦着，整张脸肿胀起来，被子下面的腿开始痉挛，床单被蹬出了褶皱。


就在这时候，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护士小李端着治疗盘站在门口，眼前的景象让她脑子嗡的一声，她手里的盘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镊子和玻璃药瓶摔得稀碎。


她扑到床边，两只手去抠那条毛巾，一边抠一边喊：“来人啊！快来人！”她的指甲几乎要掐进许世友的脖子里，才把那股勒紧的布条给松开来。


许世友的头歪向一边，胸膛剧烈起伏，剧烈地咳嗽起来，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卡着痰音。


他的脸部肿胀着，呈现出一种吓人的乌紫色，眼角充血，嘴唇上还有被牙齿咬破的印子。


护士的手在抖，赶紧按铃叫医生，又手忙脚乱地给他拍后背顺气，解开他领口的第一颗扣子。


医生护士赶来时，病房里已经乱作一团，氧气面罩扣了上去，监测仪的导线重新贴好。


许世友的眼睛半睁着，望着天花板，胸膛慢慢平静下来，没人说话，只有仪器发出规律的滴答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脸上的乌紫色才一点点退下去，肿胀的轮廓慢慢显出一丝苍白。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跟自己的身体较劲了。


三个月前，他还能勉强自己端起搪瓷杯喝口水，护士要帮忙，他摆摆手，手劲儿还挺大，杯子里的水晃出来，洒在崭新的《解放军报》上。


报纸是刚送来的，油墨味很重，上面印着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消息。


他盯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手指在“裁军”两个字上敲了敲，最后什么也没说，把报纸放到一边。


再往前数，那是另外一幅光景。


他年轻时在少林寺待过，底子硬。


有人回忆说，以前在胶东，冬天雪下得没膝深，他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练大刀，哈出的白气在胡茬上结了霜，手里的刀照样舞得虎虎生风。


1985年的中国，正处在一种巨大的转变之中。


病房窗外，远处在建的高楼传来隐约的打桩声，咚咚咚的，很有节奏。


而在更远的边疆和海岛，年轻的士兵们正在操练，口号声隔着千山万水，当然传不到这间病房里。


许世友的病床靠着窗，有风的时候，窗帘会轻轻飘起来。


那次抢救过后，他又躺回那张病床上。护士小李给他掖被角，他沒睁眼，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大概是在表达谢意，也可能只是无意识的响动。


小李把那条白毛巾拿走了，换了一条新的，旧毛巾被护士长收起来，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


此后的日子里，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多数时间，他只是静静地躺着，偶尔在昏睡中皱起眉头，手指无意识地抽搐几下，像是在梦里还在跟什么较劲。


窗外的梧桐叶一天天变黄，某片叶子落在窗台上，护工进来打扫时顺手拂去了。


1985年10月22日，南京的秋雨下了起来。


雨点打在窗户玻璃上，汇成细流往下淌，许世友的呼吸在那天下午渐渐平稳下来，监测仪上的曲线趋于平直。


护士小李站在床边，替他整理了一下病号服的领口，那下面，还留着浅浅的红印子，是那条毛巾留下的痕迹，淡得几乎要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