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主要信源：（北京大学新闻网——史树青：“捡”这辈子最大的漏）

成吉思汗的画像静躺在国家博物馆展柜里，玻璃上映着游客来去的身影。

柔和灯光下画中老人面容平和，胡须花白，皮袍厚实，眼光说不清是望向何处。

每天有无数人从他面前走过，未必都知道这幅画背后那段阴差阳错的际遇。

1952年秋天，北京西单街头的旧货摊上，尘土飞扬，摊主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守着各自的物件。

史树青那天下午原本是骑车去访友，半路被路边一个不吭声的女摊主吸引。

他不紧不慢停下脚步，蹲下身，伸手在一堆旧画轴里翻拣。

那些画轴蒙着厚灰，看着和垃圾没什么两样。

史树青是琉璃厂泡大的孩子。

旁人眼里那些破破烂烂的纸片，在他手里就跟侦探手里的线索一样，摸一摸、闻一闻、眯着眼看半晌，心里就有了八分数。

他十几岁就能从旧货市场用两毛钱淘出名人真迹，这件事在圈里传了多年。

那天他从画堆里拿起一卷不起眼的画轴，画轴很旧，轴头都磨秃了，握上去粗糙硌手。

他随手打开半截，目光扫过画面的瞬间，心跳漏了半拍。

但他脸上什么也没带出来，古董行的门道他太清楚了，越是看上眼的东西越不能露相。

他只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价钱。卖画的女人抬眼看了他一下，说3块钱。

三块钱在那个年月不算小数，但跟一幅画比，和白捡差不多。

史树青没有讨价还价，飞快地掏出皱巴巴的几张票子，塞过去，卷好画，夹在腋下转身走了。

骑上车蹬出去老远，他才觉得自己的耳朵根子发烫。

回到家，门一关，他整个人趴在桌前，把画展开，先前不敢细看的东西如今全摊在灯下。

画上的老者戴着北方部族才有的那种皮毛帽子，穿一身宽大皮袍，面容安详，像村口晒太阳的老人。

但那些服饰的细节、线条的功力，每一笔都透出一股藏不住的矜贵和讲究。

史树青翻出一本《元史·舆服志》，对着画上的帽褶、袍领、腰带逐条比对。

每一条都不差，他放下书，深吸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捡回来的是什么了，极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元代宫廷画像真迹，还是现存最早的那一版。

那幅画的身世比画本身更戏剧。

卖画的女人叫崔月荣，她公公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陈宦，做过四川督军。

早年奉命去蒙古办事时，当地王公把一幅家传的成吉思汗画像当作厚礼送给了他。

这幅画从元朝宫廷流散出来后，在蒙古王公手里被当作家传圣物供了几百年，直到陈家后人落魄，才被当成寻常旧画拿出来换饭吃。

史树青弄清来龙去脉后，当即请来张珩、启功、谢稚柳一帮鉴定界的重量级人物。

几个人围着这幅画研究了好几天，最后认定画作创作于忽必烈时期，由宫廷画师和礼霍孙根据前人描述绘制，距今已经六七百年。

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从头到尾拒绝让画师记录自己的模样。

他去世后，忽必烈才追念祖父的样貌，让臣下根据记忆一点一点还原出来。

世间流传的成吉思汗形象因此五花八门，但真正有据可查的，就是这幅宫廷原作。

这幅画的珍贵程度，说是孤品也不为过。

那几年民间文物大量散落，博物馆也在想办法征集藏品。史树青的处置方式让不少人意外，他捐了。

1953年，这幅画被正式收入国家博物馆，编为1101号藏品。

他后来从没有拿这幅画说过事，也从未因此向任何人邀功。

有相熟的人问起，他只是说，这种国宝级的物件，放在一个人手里可惜了。

再后来，崔月荣被邀请去博物馆看那幅画。

隔着明亮的展柜玻璃，她认出自己当年卖出去的那卷旧画轴，如今成了众人驻足围观的国宝，站在原地半天没有说话。

有人听见她低声念叨了一句，这东西好在没毁在自己手里。

2007年冬天，史树青去世。

一辈子经手的文物成百上千，他没给自己留下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

5岁淘到的丘逢甲真迹捐了，3块钱买下的成吉思汗画像也捐了，连后来为国家征集文物时搭进去的钱财精力都无人计算。

许多年后，人们谈论他时，最常提到的是那双眼睛，据说他一眼扫过去，就知道一件东西值不值得留。

国博的展厅里，成吉思汗的画像依旧目光安详地挂在那里。

每个经过的人都用各自的眼光打量他，有人看历史，有人看热闹，也有人只是冲着名气来瞧一眼。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画曾经躺在地摊的灰土里，差点当废纸给烧了。

能把它从历史的缝隙里拽回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几十年的眼力，和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股不肯放手的敬意。

有些珍贵的东西能留下来，未必靠什么惊天动地的机缘，靠的只是恰好有个懂它的人路过，伸手接了那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