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名北越女游击队员在山洞里被两名 澳大利亚 军人抓获。女游击队员在接受美国人审问时被实施了残忍的水刑，因为水刑过于残忍，女人被折磨的精神恍惚、目光呆滞。
档案中的女人叫To Thi Nau。中文材料对她姓名译法并不统一，澳方则明确记载她23岁，是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干部，并参与宣传、政治动员和情报搜集。还有档案称，她担任和龙村军事策反委员会负责人。因此，把她简单描述成“北越女兵”并不准确，她更接近扎根南越地方基层网络的政治与情报人员。
这类基层人员为什么让澳军如此头痛？因为越南战争最棘手的部分，从来不只是丛林里突然出现的枪声。澳军可以用火炮压制山头，可以靠直升机调兵，却很难判断村庄里谁在观察车辆，谁在传递消息，谁把部队活动通过无线电送出去。越强大的现代军队，碰上高度地方化的游击网络，往往越容易产生情报恐慌。
1966年的福绥省就是一个典型战场。澳大利亚第1任务部队把努伊达特建成主要基地，希望把周围地区牢牢控制住，同时大讲所谓“争取民心”。偏偏就在基地附近，一部功率很强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电台长期工作，监视澳军部署。澳军通信部队几个月都在追踪它，美军驻越最高指挥官威斯特摩兰甚至要求把这个目标处理掉。
为了寻找这部代号“Dodo”的电台，澳军通信人员不断缩小信号范围，特种空勤团也多次进入牛伊丁山区搜寻，却一直没有成功。这就很有讽刺意味：拥有电子侦察设备、特种部队和航空支援的一方，竟长期找不到一部藏在山里的无线电。这种挫败感，正是后来审讯为何如此急迫的重要背景。
转折出现在1966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皇家团第6营B连第5排参加“Bathurst行动”，在牛伊丁山区撞上一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营地。双方发生交火后，十几名人员撤离。澳军搜查现场时发现树木间架着无线电天线，于是顺着线路继续向山洞深处寻找。
真正钻进洞里的，是下士Kerry Rooney和士兵M. Birchwood。他们顺线找到了一部美制陆军无线电收发机，同时发现To Thi Nau藏在洞穴顶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的照片资料对此记载得很清楚。因此，参考资料里出现的“约翰”“迈克”等名字，并没有可靠档案依据，更像后来的故事加工。
她被抓住以后，澳军才意识到，这次缴获的不只是一个普通俘虏和一部机器。山洞所在位置拥有相当开阔的观察条件，无线电又长期用于搜集澳军基地活动。一个年轻女人能够进入这样的情报链条，恰好说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真正依靠的并非单纯正规部队，而是一套分布在乡村、山地和居民之间的基层组织。
当天已经太晚，澳军没有立即把她运走。到10月25日，她才被送往努伊达特基地。这里必须把长期流传的一个错误纠正过来：最初审问她的并不是美国军官，而是澳军第1师情报分队。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明确记载，审讯在帐篷中持续约30分钟。
真正让此事留下恶名的，是审讯人员所谓的“water treatment”。澳方现有档案称，负责审讯的准尉为了逼她提供情报，对她进行恐吓，并向她嘴里灌水，迫使她吞下大约一杯水，随后有其他军官出面制止。也就是说，强迫灌水确有官方资料记载，但网络版本中那些持续几十分钟、不断加水的细节不能一概当成已经坐实。
偏偏现场还有记者。自由摄影师Gabriel Carpay拍摄了审讯开始阶段和接近结束时的照片。这些影像后来被媒体不断使用，一个年轻越南女人审讯前后状态的变化，比军方几十页调查报告更容易刺痛公众神经。战争机器最害怕的有时不是敌方子弹，而是一张无法轻易解释掉的照片。
十七个月后，现场记者John Sorell公开指控，一名准尉曾长时间强迫她吞水。澳大利亚陆军部长Phillip Lynch则宣称没有证据证明她遭到虐待。Carpay本人又认为照片不能直接证明酷刑。于是事件出现一个十分典型的局面：军方、记者和摄影者对同一段半小时经历，留下了明显不同的叙述。
但历史判断不能陷进“到底灌了一杯还是灌了半小时”这种文字游戏。一个已经被俘、处于控制状态的女人，被情报人员用强迫灌水制造恐惧，本身就突破了正常审讯应有的界限。程度可以继续讨论，行为本身却不该被技术性争议冲淡。战争越是强调道义，越经不起这种细节检验。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澳军当时这么急着从她嘴里得到答案？答案就在福绥省复杂的战场结构里。澳军在努伊达特建立基地，还推进居民迁移和安全区建设，同时鼓吹“赢得民心”。可一个隐藏在山洞里的基层干部，却可以通过无线电持续观察基地。这说明外来军队能够改变地图上的控制线，却很难真正控制当地社会。
这恰恰是美国及其盟军在越南逐渐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现代化装备可以摧毁阵地，却不能轻易切断政治组织和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为了弥补这种无力感，美军体系越来越依赖审讯、侦察、搜索和“清剿”。当军事优势无法转换成政治优势时，对情报的饥渴便会不断上升，越界行为也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