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军阀唐继尧以打麻将的名义，将部下的妻子钱秀芬骗到家中。刚坐到麻将桌上，用只有两人能听清的声音说道：秀芬啊，牌打得不错。不过，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


一张紫檀木的麻将桌摆在屋子中央，四个角上的茶水续了一遍又一遍，钱秀芬到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


她是滇军将领庾恩旸的夫人，而组下这场牌局的，是云南督军唐继尧。


说起来，唐继尧与庾恩旸也算有些旧交，两人都曾在东洋求学，回国后又一前一后投身滇军。


庾恩旸做事一板一眼，手里管着督军公署的参谋事务，日常便是对着地图和公文，是个实打实的军人做派。


唐继尧则不同，他坐在督军的位置上，眼里看的不只是云南这一省，而是整个西南的棋局。


两人见面，客气是有的，可那份客气底下，总像是隔着一层冰。


庾恩旸为人虽然耿介，但在那个年代，再直的腰杆也拗不过权力，他大概隐约觉出了些什么，只是没想到，有些东西发酵得那样快。


牌桌上除了钱秀芬，还有督军署两位副官的太太，四个人摸牌，手指在牌面上游走，发出细碎的声响。


唐继尧坐在钱秀芬对面，手里捏着张牌，目光却时不时地抬起来，掠过那张光滑的牌桌。

打了两圈，唐继尧忽然把牌往桌上一扣，身子往前探了探，用几乎只有对面能听见的声音说道：“秀芬啊，牌打得不错，不过，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


钱秀芬的手在半空顿了一下，指尖原本要伸向一张六条，却临时收了回来，屋里炭盆烧得正旺，可她脊背绷得笔直，像是一张拉满的弓。


旁边两位太太正聊着哪家的绸缎庄进了新料子，没人注意这边的短暂沉默。


唐继尧也不恼，只是笑了笑，把手里那张牌打了出去，牌面在桌上敲出清脆的一响。


天擦黑时牌局散了，钱秀芬匆匆告辞，钻进等候在门外的黄包车，车帘子垂下来，遮住了她的脸。


这之后没多久，坊间便传开了些风言风语，说唐继尧看上了老同学的妻子，也有人说钱秀芬往督军署跑得太勤。


这些话在昆明的大街小巷里传得有鼻子有眼，可谁也不敢放到台面上说。


到了那年夏天，庾恩旸去了贵州毕节，名义上是代表靖国联军去检阅部队，处理一桩棘手的军务交接。


1918年的中国，到处都在打仗，滇黔一带更是鱼龙混杂，枪杆子比道理管用。庾恩旸到毕节没过几天，便传来了他被刺杀的消息。


凶手是他手下的一个连长，据说此人拎着枪冲进庾恩旸的住所，连开数枪，随后被赶来的卫兵按倒在地。


消息传回昆明，满城哗然。


茶楼里，有人把茶碗重重一放，压低了声音说，这哪是什么部下犯上，分明是有人授意。


至于授意的是谁，说话的人便用下巴朝五华山的方向点了点。还有人把这件事与前些日子的麻将局联系起来，说是唐继尧为了钱秀芬，才对老同学下了死手。


当然，这些都只是坊间猜测，做不得数，官方的调查结果说得轻描淡写，称凶手只因私人恩怨行凶，业已就地正法。


可一个连长与参谋长之间，能有什么解不开的私人恩怨，却没人说得清楚。


庾恩旸死时，年仅三十四岁。


他死后，唐继尧做了几件事，他先是拨了一笔丰厚的抚恤金送到庾家，又追赠庾恩旸为陆军上将，亲自写了一副挽联，并登门吊唁。


钱秀芬一身素缟，在灵堂前答礼，脸上的表情隔着白布，旁人看不太真切。


有人看见唐继尧走到庾恩旸的兄长面前，伸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了一句：“恩旸是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兄弟。”


说完这话，他转身走出庾府大门，钻进那辆黑色的轿车里，扬尘而去。


至于钱秀芬后来的日子，史料里记载得不多。


有人说她在庾恩旸死后不久便离开了昆明，回了老家墨江；也有人说她仍在昆明深居简出，只是再也不见昔日督军署的牌局了。


唐继尧呢，继续经营他的西南霸业，直到1927年在一场政变中失意下台，不久便病死在昆明。


那些曾经流传在梧桐树下的耳语，渐渐成了老昆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真假难辨，也无人再去深究。


如今站在五华山上远眺，昆明城的轮廓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模样。


1918年的那局麻将，那张紫檀木桌子，还有那个欲言又止的黄昏，都已经被时光碾成了碎片。


我们回头去看这段历史，或许很难还原每一个真相，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一个人的命运，有时甚至不如桌上的一张牌来得安稳。


枪炮与权谋之下，没有真正的赢家，今天的昆明，街市繁华，法度清明，再也不会有人为了一时之欲、一念之私，去布下那样一盘冰冷的杀局。


那过去的风雨，终究成了后人窗前的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