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在蛇口公社担任副书记的张润添接到宝安县委通知，要他立刻去县里开会。县委书记方苞开门见山：他被任命为沙头角公社书记，立即赴任。
 
 
1974年的一天，在蛇口公社担任副书记的张润添，像往常一样处理着手头的工作。
 
 
突然，一份来自宝安县委的通知送到了他手上，要他立刻去县里开会，什么事也没说，口气很急。张润添不敢耽搁，撂下手里的活儿就往县里赶。
 
 
到了县委，县委书记方苞开门见山，告诉他已经被任命为沙头角公社书记，立即就要赴任。
 
 
张润添愣住了。
 
 
沙头角那个地方，在宝安县干部圈子里名声可不怎么样。自1969年从盐田人民公社分出来，到1974年，五年间每年换一任书记，没有一个人能干得长久。
 
 
县里开大会的时候，沙头角的干部们聚在一起就爱自嘲，到沙头角当书记是“笑着来，哭着走”。
 
 
条件差也就算了，更麻烦的是那地方还是逃港的“重灾区”。
 
 
干部们都不愿意去，去了也待不住。张润添在蛇口干得好好的，冷不丁被派到这么个地方，心里一百个不情愿。
 
 
他对方苞说：“我不想去。”
 
 
方苞没跟他客气，直接说别讲这个，不行。张润添看推不掉，就跟方苞商量，能不能口头约好，他去沙头角，但不带家属，家属在蛇口生活惯了，过去不方便。
 
 
干五年，不管干得好不好，到时候都得让他走。
 
 
方苞没给准话，只是笑着对他说：“去好好带领群众把经济搞起来。”
 
 
张润添就这么被“赶鸭子上架”，踏上了去沙头角的路。
 
 
等到了沙头角公社报到，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凉了半截。公社连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一直租的是民房。
 
 
办公室里别说办公设备了，连待客的茶叶都买不起。街对面香港居民家里，电视、收音机都有了，这边镇政府却穷到了这个份上。
 
 
自来水也没有，居民们做饭喝水全靠桥头那口古井，一桶一桶往上打。有的生产队到了过年，分红只有三毛钱。
 
 
沙头角不光穷，还面临着更让人头疼的事。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深港边境一直在发生逃港潮。沙头角离香港近，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当时中英街一带，跑过去的有2600多人，留下来的只剩1200来人。走的人比留下的人多了一倍还多。年轻力壮的跑了大半，村里的劳动力严重不够。
 
 
恩上村在山上面，进出全靠肩挑背扛。年轻人跑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小孩，连交公粮都得公社派人去帮忙挑。
 
 
中英街里面有两个生产队，一个渔业大队，一个农业大队。渔业大队的渔民们靠打鱼过日子，船都是些小木船，出海经不起风浪。
 
 
住的地方更是寒碜，有的挤在破破烂烂的老屋里，有的干脆就住在船上，台风来了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而街对面的香港呢？1970年代末，沙头角这边人均年收入只有100元人民币，香港那边人均年收入达到7万港币。同样的中英街，界碑这边和那边，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
 
 
张润添刚到任，手头啥也没有，要钱没钱，要物没物。他去找方苞，向县里申请资金，给每个生产队买了一台拖拉机。
 
 
有了拖拉机，生产队的农产品能运到边境卖给香港那边，换回钱来发展养殖。农民的收入总算有了点提高，逃港的风气也多少遏制了一些。
 
 
接着他又张罗着把恩上村从山上搬下来，协调圆墩头、叶屋、沙井头几个生产队各拿出一点地，给恩上村的村民安家。为了通自来水，张润添一趟一趟往县里跑。
 
 
钢管、铜水龙头这些玩意儿，那时候都得靠批条子才能调拨。磨破了嘴皮子，跑了不知多少趟，中英街总算是通上了自来水。
 
 
这个被称作“笑着来，哭着走”的地方，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里，一步步变成了闻名全国的“购物天堂”。
 
 
250米长的中英街，每天挤进来将近十万人购物。当年的小木船和破渔船，变成了盐田港里穿梭往来的万吨巨轮。当年的古井挑水、租民房办公，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区。
 
 
张润添后来回忆起刚到沙头角那天，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