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曾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谈及11月深圳APEC会议期间中日高层互动时表示，当前局势很难保持乐观，同时透露中日高层沟通渠道已经明显收窄，使馆层面的正常接触也受到影响。就在此前一天，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抵达北京展开交流，两种不同方向的外交动作，暴露出日本对华政策正在出现现实矛盾。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APEC期间是否安排一次会面，而是日本外交体系正在面对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东京希望保留与中国接触的通道，却又没有解决导致关系降温的政策根源。日本外交官感受到沟通困难，说明问题已经从口头争论进入到实际运行层面。
2010年9月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与当前局势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当时双方同样因主权敏感问题出现严重摩擦，外交氛围迅速恶化，经济交流也受到压力。但不同的是，2010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具体事件处理，而当前日本部分政治力量持续把台湾地区问题与安全战略绑定，使矛盾更加复杂。这意味着今天的关系修复，需要解决的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战略认知偏差。

从日本国内动作来看，一个明显变化是东京开始意识到长期缺少沟通并不符合自身利益。8月24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寻求恢复政治交流空间。这个动作说明，日本内部并非没有缓和声音，但这些声音目前更多停留在寻找接触渠道，并没有改变政府层面的整体方向。
金杉宪治公开谈到难以与中国政府相关人士以及商界人士开展有效接触，这其实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外交关系一旦失去稳定沟通机制，影响的不只是政治会谈，也会逐步传导到企业、人员往来以及市场信心。日本企业长期重视中国市场，因此东京需要面对一个选择：是继续扩大政治对抗，还是重新评估政策成本。
从日本国内政治结构来看，高市早苗政府希望在安全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同时又期待利用APEC这样的多边平台改善关系，这本身存在矛盾。多边会议可以提供见面的机会，但无法替代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基础。如果核心问题没有得到处理，峰会接触更多只能发挥降温作用。
日本外交部门释放谨慎信号，也说明东京已经发现，过去依靠经济联系维持关系稳定的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过去中日之间即使存在分歧，双方仍然保持大量人员、企业和地方交流。如今，如果政治互信继续下降，这些传统缓冲空间会逐渐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议员访华与驻华大使公开表达困难，实际上呈现出两条不同轨迹。一条是民间和党际层面仍然希望维持交流，另一条是政府政策层面仍然受到安全议题推动。这种内部拉扯，会决定未来几个月日本对华政策是否出现调整。
对于中国而言，保持沟通渠道符合地区稳定需要，但沟通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中日关系能够长期稳定，基础在于遵守双方已经形成的政治共识，而不是在敏感问题上不断试探，再期待通过一次会议恢复正常状态。
深圳APEC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但窗口能否转化为关系改善契机，取决于日本后续实际行动。如果日方只是希望通过高层接触缓解压力，却继续推进刺激性政策，那么会议本身难以改变关系趋势。

8月25日金杉宪治的表态，释放出的最大信号不是“中日没有交流空间”，而是双方之间原有的沟通模式已经受到冲击。未来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关键不在一次APEC会面，而在日本是否重新认识到稳定对华关系符合自身长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