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走那条路，先辈的血就白流了！”

这句话，最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它让人心头一震，不是因为大家害怕改革，而是有人正把“全面私有化”包装成改革唯一的终点，仿佛不照着西方走，就没有未来。

这些人谈起国企，嘴里总是效率、市场和国际规则。

他们把出售国有资产说成盘活资源，把资本控制命脉说成现代治理，再把照搬西方制度说成融入世界。话术听起来专业，落到最后却只剩一句：把决定权交出去。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

2026年正式实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把这一点写得非常清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同时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该退出低效领域的，可以调整；该引入竞争的，可以开放；但是国家的命门，不能因为一句“提高效率”就随随便便交出去。

电力主网、能源资源、骨干通信、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战略产业链，这些东西和普通消费品不是一个概念。

一家饭馆经营不好，可以关门换老板；一家服装厂竞争不过同行，可以重组甚至破产。

但电网不能说今天利润率低，明天就不往偏远地区送电；战略储备不能因为短期回报不好，就全部砍掉；

关键核心技术更不能因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就等着国外企业“效率更高”来提供。

国家治理不是炒股票，不能什么都盯着季度报表。

事实上，国企当然需要继续改革，而且改革力度还不能小。

2025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经突破95万亿元，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5万亿元，上交税费2.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5.1万亿元，研发投入1.1万亿元，而且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已经连续四年超过万亿元。

体量越大，越需要提高效率；资产越多，越要防止跑冒滴漏；权力越集中，越需要强化监督。

所以国企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有的企业层级太多，有的主业不突出，有的管理成本偏高，有的投资决策效率不够，有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不足。

这些都该改，而且必须真刀真枪地改。

但“国企存在问题”和“国企应该私有化”，完全是两回事。

这就像一套房子水管漏了，正常思路是修水管、换管线、加强维护，而不是有人跑过来说：既然水管漏了，不如把房子送给别人。

听起来就有点离谱。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发展民营经济，同样不是为了取代国有经济。

2025年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一次以专门法律形式明确民营经济地位，强调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

到了“十五五”规划，又进一步提出，基础设施中的竞争性领域要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竞争性领域”，一个叫“公平开放”。

什么意思？

能通过充分竞争提高效率的地方，就应该让民企大胆进，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凭本事竞争。

民企反应快、创新强、贴近市场，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互联网平台、生物医药等领域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但是开放竞争，与出售国家控制权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中国真正要建立的，是国企民企各展所长、相互协同，而不是今天把民企挤出去，明天又把国企全卖掉，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

国企守战略底盘，民企释放市场活力；国资承担一些周期长、风险高、关系全局的任务，民营资本在大量竞争性领域提高效率、创造就业、推动创新。两条腿走路，显然比砍掉一条腿更稳。

尤其到了今天，国际竞争早已不是教科书里的完全自由市场。

能源供应可能被制裁，芯片可能被断供，金融结算体系可能成为工具，关键设备和技术也可能突然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还认为只要把关键行业完全交给资本，市场自然会解决一切问题，那就多少有点把经济学课本当成国际政治说明书了。

资本有资本的逻辑，它首先对投资回报负责；国家有国家的责任，还要考虑安全、民生、长期发展以及极端情况下整个社会能不能正常运转。

我个人的判断很明确：改革必须继续，市场化也必须继续，但改革绝不能被偷换成私有化，开放更不能理解成国家退出。

真正高水平的改革，不是把家底卖掉换几个漂亮数字，而是让国有资本更集中、更高效、更有竞争力，同时给民营经济更公平、更稳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能竞争的，就放开竞争；该整合的，就坚决整合；低效无效资产，该处置就处置；但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战略控制力，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改革的目的，从来不是证明谁的制度更像西方，而是让中国自己的制度运行得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更安全，也让普通人真正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

如果最后所谓的“改革”，只是把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公共财富，变成少数资本账本上的股权，那恐怕不叫改革，只能叫换了个名字重新分蛋糕。

这条界线，我们最好永远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