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军所向披靡，为什么独独打不下钓鱼城？这座小城改变了蒙古帝国东征的整盘棋。

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蒙哥汗死于钓鱼城外的军营。

死因至今存疑。《元史》的记述相当简略，只写"帝不豫"，没有交代具体原因。

民间流传有一种说法，称蒙哥汗是被守城方的投石机击中而亡，但这一说法的史料来源存争议，历史学界看法不一，无法确证。

另一种可能是酷暑与军营疫病。究竟哪种，现有史料给不出确切答案。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位统领蒙古军队横扫中亚、威震欧亚的大汗，在川东一座山城面前停下了，再也没有走出去。

这里要从川东的地图说起。

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合川区，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在此汇合，钓鱼山山体三面临水，陆路仅有东面一个方向可以接近。

攻城方能展开的正面极为有限，进攻队形无法铺开，而守城方只需要重点布防那一个方向即可。这个地形，从一开始就给攻城方制造了结构性的麻烦。

蒙古军频繁进攻四川，是从端平三年（1236年）前后开始的。

成都、重庆相继失守，四川战局持续承压。

宋廷在淳祐元年（1241年）任命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西南防线。

余玠到任后，采用山城防御体系，思路是在四川各地选取地势险要的山头修筑城堡驻军，同时利用四川的江河水系补给后勤，把蒙古骑兵在平原上的野战优势化解掉。

钓鱼山在这个体系里被列为核心节点。

淳祐三年（1243年）前后，余玠调兵修筑钓鱼城，在山上储备粮食、武器，组织附近百姓迁居城内，形成军民合守的格局。

城墙沿山脊修建，借助地形，守军得以用相对有限的兵力，控制住那条唯一的进攻通道。

余玠没能活到钓鱼城最关键的那场守御。

宝祐元年（1253年），余玠去世，史书记载含糊，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在政治压力下自尽的，但具体情形已难确证。

余玠身后，钓鱼城的军事指挥落到王坚手上。王坚接手时，蒙古军已多次进攻合州周边，钓鱼城的压力一年比一年重。

宝祐六年（1258年）冬，蒙哥汗亲率大军分路进攻南宋，自领一路主攻四川。次年初，大军进抵合州，包围钓鱼城。

这场围城，蒙古军的准备相当充分，后勤、器械、兵力都没有问题，统帅又是御驾亲征。

城内的情形则是另一番景象：合州附近其他据点已经失守，钓鱼城孤悬于此，没有外援可以依靠。

但钓鱼山的地形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三面临水意味着只有东面可以推进攻城器械，而那条通道守军已重点设防。

蒙古骑兵在开阔地带机动灵活，到了这样狭窄、多水的地方，骑兵优势无从发挥。步兵强攻、云梯登城，都需要相对平整的地面，钓鱼山陡峭的山势让每一步推进都极为消耗。

王坚组织守军在城内坚守，同时不定时出城扰袭，打乱蒙古军的攻城节奏。围城从春天拖到了夏天。

四川盆地的盛夏，山地潮湿，疫病容易在长期屯驻的军营里蔓延。蒙哥汗在这段时间病倒，于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间去世，死于军中。

消息传开，蒙古军停止攻城，撤围北退。

接下来的事情，影响范围远超四川一地。

蒙哥汗没有留下明确的继位安排，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随后打了数年内战，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势头随之收缩。

正在西亚推进的旭烈兀回师处理汗位争议，带走了大批兵力。

次年（1260年），马木留克苏丹国在艾因贾鲁击败留守西亚的蒙古军，蒙古军在西线遭遇了明显挫折。

这几件事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历史学者对其内在关联多有讨论，而蒙哥汗之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基本是各方共识。

钓鱼城这场守御，在四川军事史之外还被放到更大的视野里去评估，原因正在这里。

钓鱼城坚守到了德祐五年，即祥兴二年（1279年）。

那一年，南宋的最后据点崖山相继失守，宋朝就此终结。

钓鱼城守将王立在这样的情形下向元军谈判，以保全城内军民为条件开城投降。据史书记载，元军兑现了承诺，钓鱼城没有遭到屠城。

这座山城从修筑算起到最终开城，前后三十六年。它守到了南宋已经没有可守的必要。

今天的合川，江边还能看到钓鱼山的轮廓，三面临水的地势变化不大。城墙残迹散落在山上，历次围攻留下的遗址还在。山下的江水，跟八百年前大概没什么两样。

参考来源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三·本纪第三《宪宗》，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一《王坚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宋辽金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