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秘书长吕特曾发出告诫：不管是印度 、巴西还是中国，倘若还持续跟俄罗斯交易石油和天然气的话，我们将对你们采取100%的次级税制裁。

2025年7月，围绕俄乌冲突的经济压力再次升级。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公开警告称，如果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继续与俄罗斯开展贸易，可能面临“二级制裁”的严重打击。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100%这一数字主要来自美国方面，而不是北约单独制定了一套“100%税制”。在吕特发表相关警告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如果俄乌问题在给定期限内没有取得进展，美国可能对俄罗斯贸易伙伴采取最高100%的次级关税措施。吕特随后表达的，是对这一政策方向的支持和警告。
俄罗斯是世界重要能源生产国。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国家持续压缩对俄罗斯能源的直接依赖，俄罗斯则把更多原油、成品油以及其他能源产品转向亚洲市场。中国、印度成为重要买家，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地理方向因此发生了明显变化。
对于印度而言，俄乌冲突后的能源贸易变化尤其明显。俄罗斯原油价格受到制裁和市场变化影响后，一度出现较大折价，印度炼油企业因此获得了更加有吸引力的采购条件。印度进口来源也随之发生变化，俄罗斯原油在其进口结构中的占比明显提高。
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中俄能源合作本身具有长期基础，双方拥有陆上管道、长期合同以及成熟的贸易体系。能源合作并不是因为某一次国际局势变化才突然出现，而是经过多年积累形成的。对一个能源消费规模庞大的经济体来说，稳定、持续、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本身就是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美国真正关注的，是俄罗斯能源收入能否继续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资金支持。只要俄罗斯能够把原油、天然气等产品卖出去，就意味着其能源产业仍然存在现金流。对于推动制裁的一方来说，限制这种收入来源，自然成为经济施压的重要手段。
所以，“次级制裁”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简单禁止某个国家购买俄罗斯商品，而是把压力传导给第三方。假设一家印度、中国或者巴西企业与俄罗斯能源企业进行正常商业交易，只要它被美国认定触及相关制裁规则，就可能面对金融、贸易、结算甚至进入美国市场等方面的风险。对于拥有大量对美贸易的企业而言，这种风险很难完全忽视。
2026年美国参议院推进的对俄制裁法案，就是这一政策思路的最新体现之一。修改后的方案允许总统在特定条件下，对俄罗斯能源主要购买国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相关措施重点针对中国、印度等俄罗斯能源重要买家，但法案在美国国内仍存在争议，众议院是否以及如何推进，也牵涉通胀、贸易关系和总统关税权力等问题。这也说明，100%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北约统一决定”，而是美国推动对俄经济施压过程中形成的一项高强度政策工具。
石油和天然气不同于普通商品。汽车、芯片或者消费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寻找替代供应商，但全球能源贸易拥有庞大的运输体系、炼化体系和长期合同。俄罗斯减少向欧洲供应后，亚洲增加采购；欧洲减少俄罗斯能源后，也会寻找美国、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供应。市场会重新寻找平衡。
这意味着制裁的成本并不会只由被制裁国家承担。能源价格、航运费用、保险成本以及炼化利润都可能受到影响。美国国内也有人担心，过于严厉的关税措施可能推高通胀、冲击盟友和全球贸易。近期美国国会围绕相关法案的争议，恰恰说明这个问题并非只有外交和军事层面。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压力同样存在。最新预测显示，俄罗斯2026年石油产量可能降至约988万桶/日，为2009年以来较低水平。战争、炼厂受到袭击以及欧美能源限制，都给俄罗斯能源产业带来了现实压力。
所以，这场围绕能源的较量，实际上是一场耐力比拼。美国和欧洲希望通过金融、贸易和关税工具压缩俄罗斯能源收入；俄罗斯则需要维护出口渠道；中国、印度、巴西等能源贸易伙伴考虑的核心，则是本国能源安全、价格和产业利益。
吕特当年的那番警告，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这里。它释放出的信号很明确：俄乌冲突已经不只是欧洲战场上的军事问题，能源、金融、航运、贸易都被卷入其中。一个国家选择从哪里买能源，已经可能被赋予地缘政治含义。
但国际能源市场终究还是要面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石油要流向需要它的地方，天然气要进入能够消化它的市场。谁能承受更高的成本，谁能维持更稳定的供应，谁能拥有更多元的贸易伙伴，这些因素会共同决定下一阶段的格局。对中国来说，保持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国内能源保障能力、稳定国际贸易渠道，比被单一外部政策牵着走更重要。中俄能源合作是正常的经贸合作，中国也一直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作出商业安排。
因此，所谓“100%次级制裁”的真正震慑力，不只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试图把美国的制裁规则延伸到第三国企业和贸易伙伴身上。接下来这场博弈究竟走向哪里，不仅取决于美国和俄罗斯，也取决于印度、中国、巴西以及全球能源市场自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