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峙领着一群姨太太逃到香港，吃喝玩乐、大肆挥霍，殊不知，他每花一笔钱财，心里都害怕的要死，因为这好日子，是偷来的。
 
 
1949年深秋，九龙码头挤满逃难的人。一个剃光胡子、穿深灰长衫的中年男人，带着时髦女人和几个孩子，从英国货轮走下来。
 
 
他手里扣着一只小皮箱，身后佣人拎着几只沉甸甸的箱子，里头装的是金条、美钞和珠宝。旁人以为他是发了财的商人，实际上他是来躲命的。
 
 
这人叫刘峙，五十七岁，曾任国民党二级上将，淮海战役中指挥的部队全军覆没。别人叫他“福将”，这回福气不管用了。他不敢去见蒋介石，怕被追究。
 
 
离开大陆前，他把胡子剃净，改名“王文明”，1949年9月末带三姨太黄佩芬和四个孩子上了船，逃到香港。
 
 
上岸后，刘峙没多看码头边讨饭的难民，直接上山在罗便臣道全款买下三层洋房，配齐厨子、佣人、车夫。黄佩芬隔天就去中环珠宝行签单，孩子们进了收费昂贵的英文书院。
 
 
刘峙自己每天泡半岛酒店茶室，跑马地赌马，中环酒楼吃席，晚上进歌舞厅撒香槟。随身带来的小黄鱼一把把抛出去。旧同僚都以为他家底厚实，躲难也躲得风光。
 
 
但每次付钱，刘峙右手都止不住地抖，笔尖歪歪扭扭，得靠左手压住才能写完。
 
 
酒店茶房事后说，这位刘先生付完钱总要在沙发上坐很久，脸色发白，额头冒汗。一个带兵几十万的上将，花钱为什么怕成这样？
 
 
刘峙自己最清楚。早年他在河南主政，老百姓被苛捐杂税压得卖地逃荒，他虚报粮草，克扣饷银，垄断粮油布匹，还沾手烟土。
 
 
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产，又把不少民族商人的宅院铺面硬划进自己腰包。前线士兵冬天没棉衣啃树皮，他坐在后方宅院里数金银。
 
 
到了香港，兵权没了，就剩这些钱。钱每少一分，他心里的底就塌一寸。
 
 
白天带着家人逛酒楼，夜里摸着金条发呆，常想起那些战死的兵和逃荒的百姓。他不敢亮真名，不敢多见旧同僚，听到收音机里上海口音的新闻，就要拧小音量，掀开窗帘往外看。
 
 
街上电车穿行，太太们逛百货，看似太平，可他明白自己没根，台湾去不了，大陆回不去，英国人的香港只容得下他的钱，容不下他的人。
 
 
刘峙花钱心虚，又停不下来。仿佛只有大把撒钱，才能装做体面人。
 
 
有一回黄佩芬打牌输了，要买翡翠镯子。刘峙正吃宵夜，勺子“当”地撞在碗沿，愣半天才说“买，喜欢就买”，说完掏手帕擦汗，屋里明明开着风扇。
 
 
没多久，旧部找上门来。一群残兵败将身无分文，听说老长官享福，成群来求帮衬。刘峙拉不下脸，从茶几底下抽金条递过去。几拨人一走，花掉不少。
 
 
后来有人摸准他怕丢脸，隔三差五上门勒索，不给就楼下叫骂，他只好照给。
 
 
1950年春夜，几名旧部闯进洋房，翻箱倒柜抢光现款和首饰，连上将勋章都拿走了。那夜黄佩芬坐床边掉泪，刘峙站着发愣，风吹树叶都吓他一跳。
 
 
他也想做生意，在港岛西合伙开小纺织厂。可合伙人见他不懂行又孤弱，手脚不干净，亏本后卷款跑掉。刘峙得知消息，在酒店阳台抽了一夜烟，早晨满屋烟味，眼睛熬红。
 
 
黄佩芬也不省，迷上澳门赌场，隔三差五过海，输赢几万港币是常事，到1950年底，刚到香港买的卡地亚首饰一件件进了当铺。
 
 
旧部敲诈、商人诈骗、姨太太赌输，三面夹击，箱底很快见空。长包房续不起，搬到尖沙咀旧公寓。
 
 
黄佩芬摔过两次茶杯，刘峙不吭声，只坐藤椅上翻旧相册，里头有蚌埠阅兵、徐州官邸的照片，穿上将制服，胸前勋章沉甸甸。那些都是昨天的事。
 
 
更糟的是，蒋介石在台湾听说他滞留香港，一纸命令免了他“上将战略顾问”的头衔。刘峙彻底成了老百姓。
 
 
1950年前后，他在香港待不住，带黄佩芬和孩子登上去印尼的邮轮。半路遇上海盗，逼乘客交出财物，他胆小不敢反抗，剩余钱财被洗劫一空。
 
 
到了印尼，想做生意翻身，人生地不熟，几笔投资全赔。堂堂二级上将，为养家糊口，只得在当地小学教国文、地理，黄佩芬也去另一所学校教书。蒋介石在台湾听说，气得说别再丢人。
 
 
1953年10月，经何应钦、顾祝同说情，台湾当局发给他入台证。次年委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虚职。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病逝，终年79岁。
 
 
钱能买屋子、买排场，买不来心安。刘峙在香港花的每一分，都是从士兵军饷和百姓血汗里抠出来的。他每花一笔就害怕，因为他比谁都明白——这好日子，是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