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回到美国并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曾发文说，中国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们声称希望为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尊重国际体系。但他们必须作出选择，他称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世界失序行为体’存在松散协作，并认为中国需要作出选择。

伯恩斯离开北京已经一年多，但围绕中国外交的那道“选择题”，并没有随着他的行李一起托运回美国。二〇二五年一月卸任前夕，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把俄罗斯、伊朗、朝鲜称作所谓“失序行为体”，又认为中国一边强调维护国际秩序，一边同这些国家保持合作，是“不能两头都要”。
这套说法听起来像是在替世界出考卷。可问题是，考场是全球的，出题权却仿佛只装在华盛顿的口袋里。谁和美国意见不一致，谁就可能被划进“失序”一栏；谁不按美国设计的路线走，就容易被提醒“该作选择了”。国际政治到了这一步，多少有点像饭桌上有人拿着菜单，还顺手替别人点菜。

二〇二六年，伯恩斯已经回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并参与设立新的外交研究项目。他虽然卸下大使身份，对中国的关注却没有减少。俄乌冲突延续四年多，中东局势反复震荡，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持续牵动地区神经，美国战略界于是越来越喜欢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捆在一起讨论。
但把四个国家画进一个圈，并不等于四国就成了同一种关系。中俄关系有清晰的政治定位。二〇二六年五月，中俄再次强调，两国关系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两国合作有自身历史基础、现实利益和长期需求，不需要第三国盖章，也不是为了组建一个针对美国的军事集团。
中伊关系同样不能用“阵营”两个字简单概括。二〇二六年是中伊建交五十五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今年多次同伊方接触时强调维护地区和平，支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矛盾，并持续推动劝和促谈。这与外界想象中的“抱团对抗”，显然不是一回事。

中朝关系则有更深的历史渊源。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六十五周年，双方举行多项纪念和交流活动。中方公开强调，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邻国之间保持正常关系，本来就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不能因为美国看着不顺眼，就自动变成所谓“失序联盟”。
伯恩斯真正提出的，其实不是中国要不要维护国际秩序，而是谁有权定义国际秩序。中国长期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个逻辑很明确，规则应当由各国共同遵守，而不是哪个国家实力强，就可以随手把本国政策包装成“国际规则”。

美国恰恰容易在这里出现逻辑打结。需要别国配合时，就强调秩序和责任；涉及自身利益时，又习惯使用单边制裁、关税工具和长臂管辖。嘴上说的是“大家守规则”，实际操作却常常变成“规则由谁解释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强调战略自主，不愿在大国之间被迫选边。
中国的外交实践并不是没有原则的“谁都交朋友”，而是强调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和俄罗斯发展关系，不意味着要替俄罗斯决定一切；和伊朗合作，不等于赞成地区冲突升级；和朝鲜保持传统友好，也不代表放弃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把复杂外交关系压缩成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省事是省事，却容易把现实看扁。

更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斯这类言论反映出美国战略焦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美国更习惯讨论如何“塑造中国”；如今，越来越多声音开始担心中国不愿接受美国设定的角色。说到底，焦虑的来源并不是中国突然改变了世界，而是世界不再只有一种声音。
中国是否是负责任大国，也不需要靠美国政客发证书。维护联合国体系，参与全球发展合作，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坚持不结盟、不搞阵营对抗，这些行动本身就是答案。国际社会真正关心的，是谁能带来和平、发展与稳定，而不是谁在麦克风前给别人贴了多少标签。

伯恩斯留下的“选择题”，到了二〇二六年依然值得讨论，不过答案可能和他的预设不同。中国真正选择的，是独立自主，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处理国际关系，而不是按照别国划出的朋友圈决定同谁来往。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趟车不会因为有人挥手就倒回上一站。未来的大国责任，也不应等同于服从某一个国家设计的秩序。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规则，应当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平等协商基础上。谁若还想拿着旧地图指挥新世界，最后最容易迷路的，恐怕不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