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高利贷不仅会直接把穷人逼破产，同时还在官员沦为地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清时期科举中第的进士要在京城“候缺”，就是等待在任官员因年老、丁优等原因离任或者因贪腐落马，空出官位来，进士们才能获得“实授”。为尽快获得官职，进士们基本都会“跑官”也就是上下打点，这要花钱。等拿到官职，赴任和到任过程中又有诸多开支和需要打通的关节，也要花钱，而且更多。并不是每个进士家底都厚到能支持得起这些开支。没钱的进士就会去借官贷。要借多少呢？清朝有个叫杜锋治的官员在笔记中记录，他去广东上任，总共借了八千多两银子。其中以对扣形式在北京借款4680两，到手只有2340两，充做路费。在广东又借了3500两，用于上下打点。这些钱具体怎么还的，杜凤治没具体说，只在笔记中承认自己收商人的“孝敬”填补经济缺口。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借款人远离放贷人，收债就会很困难。相当一部分放贷者会转卖债务。也就是让一个债务代表跟着官员赴任，到官员的就任地之后把官员的债务转卖给当地豪绅。而这笔贷款就成了官员脖子上的枷锁。为了还款，官员只能从当地豪绅手里拿好处。因为欠钱，官员必须给豪绅充当保护伞。为什么满口仁义道德的读书人，一披上“衣冠禽兽”的官袍马上就完成从理想主义者到贪污腐败分子的蜕变？官贷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九出十三归”在旧社会不算高利贷。朱元璋发现利息过高影响经济、破坏底层生存条件，为限制利息而规定月息三分，折算为年息36%。“十三归”低于这个国定利率。“九出”指收一成手续费，在当时也是合理的。“九出十三归”在当时算是很良心的放贷利率，真正的高利贷要比这个利率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