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老红军申请结婚，却被拒绝，他一气之下离队出走，结果碰上日军，不幸被俘。组织上托人带信：“你愿不愿意假扮汉奸？”


1943年开春，王雁鸣把写好的结婚报告递上去，等了小半个月，批复回来的就两个字：不准。


他捏着那张纸，站在窑洞门口抽了两根旱烟，王雁鸣那年二十七八，放到现在不过是个年轻人，可在部队里已经算老兵。


他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走过一遭，抗战爆发后又跟着120师在晋西北打游击。论资历，不算浅；论职务，只是个排长。组织上不批准这桩婚事，道理也简单。


女方是地方上的妇女干部，年纪轻，正在动员支前的关键岗位，这时候成家，确实不合时宜。


王雁鸣想不通，或者说他想得通，但胸口堵着一口气。第二天清早，他把步枪往肩上一甩，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离开了驻地。


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他往黄河边乱走，本想散散心，等气消了再回去请罪，谁知赶上日军春季大扫荡。


1943年的晋绥根据地，"扫荡"意味着炮楼里的鬼子倾巢而出，意味着封锁线和无人区。


王雁鸣一个人在山坳里转，迎面撞上了一个日军小分队，枪里只有三发子弹，跑是跑不掉的。


他环顾四周，把枪塞进一个土窟窿里，用石块掩好，然后举起了手。日军把他押到附近据点，一路上枪托砸在后背，他踉跄着没吭声。


到了据点，审问的是个翻译官，王雁鸣报了个假名，说自己是个走亲戚的。日军看他穿着破旧，手上又有老茧，不太相信，但也没杀他，把他关在柴房里干苦力。


每天打水、劈柴、喂马，夜里就缩在草堆里，他想起了部队的窑洞，想起那封被驳回的报告，心里像塞了团湿棉花。


消息传到晋绥军区，领导们开了个会，王雁鸣是擅自离队，按律当严惩。


可眼下有个机会：这个据点位于交通要冲，日军往来频繁，却一直是块摸不透的盲区。组织上决定试一试，派人托关系带进去一句话。


带话的人是个卖旱烟的老头，常在据点周围转悠，他见到王雁鸣时，王正扛着一袋面粉往仓库走。老头凑过去，压低声音："雁鸣，组织让我问你，你还想不想干？"


王雁鸣把面袋往地上一放，拍了拍手上的灰："怎么个干法？"
老头从鞋底摸出一张卷了边的纸，又塞回去，只是盯着他的眼睛："你愿不愿意假扮汉奸？"‘


仓库门口有日本兵走动，王雁鸣没有立刻回答，他弯腰把面袋扛起来，往肩上一送，经过老头身边时，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给我三天。"


三天后，他主动去找了据点里的翻译官，说自己早年在口外跑过买卖，会几句日本话，想讨口饭吃。


那翻译官正缺个跑腿的，见他机灵，就收下了，从此王雁鸣换上青布褂子，腰里系根草绳，在据点里当起了帮闲。


他的活儿杂得很，日军要粮，他跟着去催；日军要民夫，他站在旁边记名字；日军喝酒，他在旁边倒酒、点烟。


据点里的日本兵叫他"王桑"，伪军叫他"老王"，他每次出门，村口老槐树下总有双眼睛盯着。


他走过去，往树根上吐口唾沫，那人就转身走了，那是接头人知道的暗号：情报在鞋底。


有一回，日军计划偷袭三十里外的李家沟，目标是那里的民兵队，王雁鸣在饭桌上听日军小队长提起，说是拂晓出发，要来个突然包围。


当晚他借口拉肚子，蹲在茅厕里，把情报写在一张烟纸上，卷进旱烟袋。


第二天一早，一个挑粪的农夫经过据点，他上去骂了两句，把旱烟袋"忘"在了粪筐里。日军到了李家沟，村里早空了，民兵连影子都没见着。


还有一回，伪军里一个班长欺负老百姓，强占人家闺女，王雁鸣上去就是一耳光，把那班长打得嘴角流血。


对方拔枪要跟他拼命，王雁鸣从怀里掏出日军小队长赏的纸烟，往桌上一拍："皇军让我查粮，你在这儿闹事，是不是想抗命？"那班长看着那包烟，悻悻走了。

被他护下的老乡后来悄悄给他送了两双布鞋，他不敢收，只把鞋藏在草垛里，半夜取出来摸了摸。


最难熬的不是危险，是骂名，有时候他跟着日军回村，老乡朝他扔石头，骂他"二鬼子"、"忘本货"。


他不能躲，还得笑，笑着把石头捡起来，说："大爷，下回别扔，砸坏了皇军的东西，你担不起。"


转过身，他把石头扔进沟里，手却在袖子里发抖，他知道那些骂声传不进据点，却一句句砸在他心口。


1945年夏天，他带着那份用毛笔蘸锅底灰画下的晋西北日军布防图回了军区。图纸上头，还沾着一点怎么洗也洗不净的烟渍。


组织上给他补批了那桩婚事，又给他记了一笔，后来有人问他，当年那一走，后不后悔。他正了正帽檐，说："后悔。可要不是那一走，也办不成后来那些事。"


晋西北的风还是那样，刮得人睁不开眼，只是如今，黄土塬上终于能看见大片大片的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