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造出了纸币，元朝靠印钞撑军费，最后把自己印垮了。

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前后，北方部分城市的集市上出现了一个怪象。

官府新印的至正钞刚发下来，有人拿去买粮，卖家接了，数了数面额，随手退回去一半，说这些换不够原本那份粮的价，要么补铜钱，要么多给张数。

纸钞还是官府印的，官印还在上面，只是没有多少人把票面数字当真了。

这一步走到这里，用了将近三百年。

纸币这个想法，在宋朝的四川长出来的。

铜钱沉重，四川盆地四面环山，商人长途运铜钱做买卖，费力又危险。

大约从北宋真宗年间前后，成都一带的商人之间开始流通一种纸质凭证：把铜钱存进信誉稳定的铺户，换来一张写明金额的纸，凭纸可以在约定范围内取钱。

这东西叫交子，起初是民间的商业安排，没有官府背书。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出手了，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把发行权收归官办，交子从此由政府统一发行和管理。

制度建立时有约束：定额发行，背后留有铜钱储备，每两年换发一次，旧钞收回销毁。《宋史·食货志》对早期发行的额度规定记录得很细，说明当年有人认真想过这件事该怎么管。

约束没能坚持多久。

北宋中后期，边境军费是个填不满的口子。

和辽、西夏的对峙持续了几十年，铜钱储备不够用，交子的发行额度开始松动，名称后来改叫钱引，流通范围从四川扩展出去，但换兑越来越难兑现。

到宣和年间，钱引已是大量超发的状态，与最初的准备金机制基本脱钩了。

北宋亡于靖康之变，是金人打进来的，货币问题是财政上的拖累，不是直接亡国的原因。

南宋建立之后又发行了会子，初期有总量控制，但两淮、川陕的驻军常年是财政黑洞，增发会子填缺口这条路一走再走。

到南宋中后期，会子大幅贬值，民间以物换物、拒收会子的事例在当时人的笔记里时有记录，不是偶发现象。

南宋亡于1279年，崖山一战，蒙古大军的军事征服终结了它。

但到此时，纸币体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运转了将近两百六十年，里面积累的信用损耗，一层一层压在下面。

接下来，元朝把这套东西接了过去。

忽必烈建元之初，于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中统钞，后来又推出至元钞，两套货币先后并行。

制度设计上，元朝规定以金银为准备，纸钞理论上可以换兑，同时明令禁止民间大额交易使用金银铜钱，把纸钞确立为主要流通手段。

这套系统在元朝前期运转相对平稳。

马可·波罗来华留下的见闻里，专门提到了元朝纸钞在帝国范围内的通行情况，描述语气没有明显的贬损，说明至少在某一时期内，元朝纸币的信用是能维持住的。

但这个局面有一个前提：不能滥印。

元朝中后期，宫廷内耗、地方叛乱、财政透支同步加重，这个前提开始松动。

到顺帝至正年间，全面失控。至正十年（1350年），朝廷推出至正钞，同时以一定比例收兑旧钞，实质上是用新发的纸钞稀释了存量货币的购买力。

推出至正钞的背景，是各地叛乱的军费缺口已经大到正常财政收入填不上。

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在北方作战，方国珍、陈友谅各据一方，明玉珍入川，朱元璋在南方扩张，元朝同时应对多条战线，军费从哪来，答案越来越单一：印。

至正钞发出去没多久，贬值就开始了。

市面上粮食、布匹、铁器的钞价开始往上走，走得很快，停不下来。

《元史·食货志》对这一时期货币流通的混乱状态有所记录，官府数度发布补救措施，试图稳住钞值，但每一次都没能扭转趋势。

民间的应对方式是绕开纸钞。

铜钱因为长期被官方压制，流通量本来已经很少，这时候反而被人翻出来，以高于票面的比价换纸钞。

以物易物在城镇市场里重新出现，粮食直接拿去换布，省去纸钞这个中间环节。纸钞发得越多，人们越不愿意持有，拿到手就急着脱手换成实物。

经济秩序一旦松动，税收能力跟着往下走。

朝廷收不上来足够的实物，军饷难以为继，募兵代价越来越高，地方守军可靠性越来越低。这是一个螺旋，每转一圈都往下走一截。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

军事和政治的失控是主线，但货币体系的崩溃提前透支了财政能力，让朝廷在最后几十年里始终处于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这一块的损耗，压在上面不轻。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于洪武八年（1375年）颁行大明宝钞。

发行方式很干脆：不设准备金，不许换兑，只管印。

大明宝钞贬值的速度，比历朝都快，洪武年间后期就已在民间大幅折价流通，到宣德、正统年间，实际购买力与票面相比已经面目全非。

只是明朝撑了将近三百年，宝钞这个系统在民间渐渐被铜钱和后来流入的白银挤出去，自行萎缩，朝廷也没有正式废止，就那么悄悄搁下了。

参考来源：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一八〇《食货志·交子》
［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九三《食货志·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