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奥运会，包括诺奖，都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的配套建设。

今天的人们习惯把奥运会看作全球体育最高殿堂，把诺贝尔奖视为科学、文学与和平领域最耀眼的荣誉。可如果把时间拨回十九世纪末，就会发现这两套制度诞生的世界，与今天完全不同。欧洲列强拥有庞大的殖民体系，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知识传播权和文化解释权高度集中于欧美。奥运会和诺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向世界，因此它们从出生那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时代留下的制度痕迹。
现代奥运会的关键人物顾拜旦是法国贵族，深受英国公学体育和欧洲古典文化影响。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国际奥委会自己的历史研究资料也承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建立之初受到欧洲男性体育观念的明显影响，女性长期被排斥在核心竞赛之外。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甚至没有女性运动员。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女性才第一次参赛，当时只有22名女性，与超过975名男性形成鲜明差距。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男女比例问题，而是当时欧洲社会等级观念进入国际体育制度后的结果。那个年代，欧洲列强控制着世界大片殖民地，许多亚洲、非洲地区甚至没有以独立国家身份参加国际赛事的条件。什么项目进入奥运会、怎样制定比赛规则、谁拥有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欧洲人建立的机构手中。于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出现了：所谓“世界体育标准”，最初其实主要是欧洲体育标准向全球扩散。
这种欧洲中心色彩甚至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后，国际体育界曾围绕是否允许其参加奥运会长期争论。国际奥委会自己的历史资料明确记载，南非黑人运动员当时不仅难以参加奥运选拔，在训练设施和青少年体育方面同样遭到制度性排斥。国际压力不断增大后，南非从1964年起无法参加奥运会，其奥委会在1970年被正式逐出国际奥林匹克体系，直到1992年才重新参加比赛。这段历史至少说明，奥运会从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体育赛事。谁能够进入赛场，谁能够代表国家，谁拥有规则制定权，都与当时国际政治和社会结构存在联系。
诺贝尔奖的情况更加耐人寻味。1895年，瑞典化学家和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下遗嘱，决定用自己的大部分遗产设立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及和平等奖项。1901年，第一批诺贝尔奖正式颁发。诺贝尔本人在遗嘱中特别强调，评奖不应考虑候选人的国籍，而应该奖励最值得获奖的人。从制度文本看，这是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设计。问题在于，谁来定义“最值得”？二十世纪初，全球现代大学、科研经费、学术期刊和实验室资源高度集中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研中心又明显向美国转移。诺贝尔奖官方对1901年至2000年医学奖得主的统计甚至直接指出，获奖者几乎全部来自欧洲、北美，或者在那里完成主要研究工作；二战以后，美国逐渐占据明显优势。
一百多年过去，这种地域集中并没有完全消失。2024年《自然》杂志讨论诺奖代表性时指出，在诺奖历史上，出生于今天世界银行划分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的获奖者只有10人，其中多数人在获奖前已经转移到欧洲或北美工作。另一项覆盖1901年至2025年的统计研究发现，排名前十的国家占全部诺奖得主的72.5%，获奖中心经历了从欧洲向北美转移的过程。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一个非西方科学家如果进入欧美顶尖大学，在欧美实验室完成成果，通过欧美学术期刊建立声誉，再进入欧美主导的国际学术网络，他获得最高国际荣誉的可能性往往明显提高。真正占优势的未必只是某一种肤色，而是围绕欧美顶尖大学、研究机构、学术网络和同行推荐制度形成的一整套中心结构。诺奖提名机制本身也会强化这种现象。
性别数据更加直观。一项针对科学类诺奖的研究发现，即使考虑科学界男女比例差异，女性获奖者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另一份《自然》资料指出，截至2022年，当时自然科学诺奖一百多年历史中仍没有黑人获奖者，女性也只有22人。
更有意思的是，这套体系后来又被世界其他国家不断改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大量进入奥林匹克体系，越来越多非欧美运动员站上领奖台。巴黎2024奥运会首次实现男女参赛名额总体上的性别均衡，国际奥委会现行原则也明确反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歧视。诺奖同样面对扩大地域与性别代表性的压力。随着亚洲科研投入增加、全球科研网络变化，过去由少数欧美机构高度集中的格局也在逐渐受到冲击。这才是这段历史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奥运会和诺奖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全球影响力，并不是因为西方天然拥有解释世界的资格，而是因为近代西方率先把自己的竞赛标准、学术评价和组织体系变成了国际制度。制度建立之后，后来者需要先进入它，再逐步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