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什么是9月3日？

1945年9月2日上午，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摆着两份投降书。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签字，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签字。

麦克阿瑟代表盟国接受投降，中国代表徐永昌随后在文书上落笔。
这份投降文书标注的日期是9月2日。联合国后来登记时，签署日期和生效日期也都是9月2日。
可中国固定下来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第二天，9月3日。

再往前半个月，8月15日同样留下了一个重要日期。
当天中午，裕仁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的消息迅速传到中国各地，重庆、延安和许多城市开始庆祝。

广播响过，正式受降还没有结束。
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尚未在盟国准备的投降文书上签字，驻在各地的日军还要接收停战命令，各战区也要确定受降区域、受降部队和接收办法。

8月21日，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飞抵湖南芷江，与中国方面举行洽降会谈。随后，中国战区开始安排受降。

南京被确定为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地点，冈村宁次代表侵华日军正式签署降书，要等到9月9日。

全国庆祝胜利的安排却没有等到9月9日。
国民政府从8月中旬已经开始筹办庆祝活动。到9月1日，一道命令把日期明确下来：从9月3日起，全国悬旗三天，3日放假一天。当天上午9时，各地统一鸣放解除警报或汽笛十分钟，随后鸣放礼炮，并举行庆祝大会。

这道命令发出时，日本代表还没有登上“密苏里”号。
9月2日上午，东京湾的投降手续完成。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正式接受投降条件。第二天，中国按照前一天以前已经排定的办法举行全国胜利庆祝。

9月3日上午，重庆举行纪念和庆祝活动。9时，解除警报响起，工厂和轮船的汽笛随之长鸣，随后鸣放礼炮，庆祝大会继续举行。机关、学校、商号按照安排悬旗。

多年战争中令人紧张的防空警报，在这一天被用来宣布战争结束后的胜利庆典。

延安也决定3日至5日放假庆祝，并准备举行群众大会。
上海的情况又不同。当时国军尚未正式进城，原定的大型庆祝大会无法按期举行。9月2日，当地发布公告，要求9月3日至5日先行悬旗，庆祝大会另定日期。城市接收可以推迟，全国规定的胜利庆祝日期没有改变。

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终于在南京举行。
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签字，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投降。这个日期比“九三”又晚了六天，可全国抗战胜利庆祝并没有重新改到9月9日。

1946年4月，国民政府议决，以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45年那次全国统一庆祝的日期，由此进入固定纪念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纪念日期还重新核定过一次。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公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列的是“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8月15日对应裕仁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也是1945年中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庆祝胜利的重要时间点。

1951年8月1日，毛主席在胡乔木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报告上批示，以9月3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8月13日，政务院正式发布通告。通告写明，1949年的办法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又指出日本实行投降是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以后，因此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投降书的法律日期没有因此改变。联合国登记的《日本投降书》，仍是9月2日签署、9月2日生效。1951年的政务院通告写的也是日本在9月2日签字“以后”，没有把9月3日列作投降书生效日。

1999年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名称已经明确写成“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决定仍然把两个日期清楚地区分开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也就是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从1945年那次悬旗、放假、解除警报、鸣放礼炮的全国庆祝，到1951年的重新确定，再到2014年的国家立法，日历上的“九三”就这样固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