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一场乡试，放榜后考生上街聚众告状，涉案主考被押回南京受审，复试才揭穿真相。

康熙五十年秋，江南乡试放榜。

榜单贴出去没多久，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读书人，没有散去，越聚越多。

这些人里大部分是落榜者，聚在一起，没有谁在相互安慰，全是在对着榜单指指点点，议论那上面的名字。几天之后，有人去了城隍庙，带着的不是香火，是质疑。

读书人放榜后闹到街上，在清朝科场史里不算常见。

能把这批人逼到这一步，那份榜单本身，大概出了什么问题。

江南贡院设在南京，历代扩建，到清代已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考场。

号舍林立，每间仅容一人，考生进去，就是把自己关在那一小格里，用几天时间做完题目，写完文章，命运搁在纸上，等结果。

江南一带，包括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两省，文教历来鼎盛，参考人数多，录取名额有限，竞争激烈。

乡试三年一届，中了叫举人。往上还有会试、殿试，但举人这个身份本身，在地方上就已经是彻底换了一种活法。

赋税减免，见官不跪，进哪个圈子都不同。

举人同时也是会试的准入门槛，乡试，是整条路的第一道关。

正因为竞争如此激烈，每届放榜后都有人盯着榜单找问题，但寻常年份找不到实锤，最终只能认了。康熙五十年那届，漏洞太明显了。

这一届主考官是左必蕃，副主考是赵晋。

赵晋接受任命之前，已经有人在替他打好了算盘。

吴泌、程光奎等人充当中间层，把有意行贿的考生家庭一一引了进来。

出钱的大多是商贾子弟，家里有财力，科举的实力未必够用，于是想走另一条路。价码谈好，剩下的是技术上的安排。

这类操作在当时有个专门的叫法：通关节。

具体做法是在试卷特定位置做标记，字句选用或位置安排事先约定好，阅卷时辨认出来，有针对性地往录取名单里推。

清代科举有严格的糊名制度，试卷不显示考生身份，通关节就是绕过这道程序的手段。背后需要阅卷环节的内部人配合，赵晋那一侧有人专门负责这件事。

结果是，一批本来未必能过关的人进了榜，一批在旁观者眼里实力不差的人出了局。

对那些落榜者来说，看着榜单上的名字，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

消息在南京读书人圈子里传开，从私下议论到越聚越多，最后到了城隍庙。

城隍庙在清代南京人流密集，在民间有申诉的象征意义，聚在那里，有一种向更高处告发的意味。

聚集的考生把对这份榜单的质疑一条条摆出来，矛头直指那些他们认为无资格上榜的名字。

这件事没有被压住，消息往北传去了。

康熙得知的最初情况，大约是江南放榜后考生聚众闹事。

这位皇帝历来对科举制度看得极重，科场的公正性关系着读书人对朝廷的信任，对考场舞弊的容忍度从来不高。

得知消息后，康熙没有等地方自行处置，指派张鹏翮前往查办。张鹏翮在当时是朝中重臣，曾任刑部尚书，查案经验充足，是康熙信任的人选。

事情的复杂性，不只在于一个赵晋。

江南那边，时任两江总督噶礼被部分人指认与此案有牵连，或至少知情。

坚决推动彻查的是时任江苏巡抚张伯行，张伯行持续向朝廷上奏，要求严究到底。

随着案情深入，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噶礼随后反弹劾张伯行，双方奏折一来一往，都落到了康熙的案头。

史料对噶礼是否直接参与科场舞弊的记载说法不一，这里不做定论。

张鹏翮的调查最终厘清了赵晋等人的主要罪行，结论形成之后，处置随之展开。

赵晋被判处死刑。吴泌、程光奎等中间人一并受到严厉惩处。左必蕃作为主考官，监察失职，同样被追责。

依据康熙的指令，涉案官员被押解回南京，在案发地当众受审，地方士民得以亲眼看见整个处置过程。

那批通过关节上榜的考生，被召至北京参加复试。

复试在严格监督下进行，没有任何通融余地。相当一批人当场暴露了真实水准，与当初"录取"时的答卷相差悬殊。

复试结果呈上，成了整个案件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此案之后，江南科场经历了一轮整顿，监察程序收紧，参与考务的官员配置也有所调整。

但通关节这种做法，并没有因为这次处置彻底绝迹。清代各地科举档案里，类似的操作在此后的考试周期里仍有踪迹，只是手法更隐蔽，双方都更谨慎了。

城隍庙那批聚集的考生，后来的情况，史料没有留下记录。

江南贡院的遗迹今天还在南京，就在夫子庙一带。当年那份榜单上，有多少名字是靠号舍里真正写出来的东西换来的，又有多少不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分辨了。

参考来源：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一○八《选举志》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