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圆圆说：“我妈妈是个很内向的人，她内向到选择不跟人接触。在我出生之后她干脆就不去上班了，每天就在家。家里来客人的话，除非她很熟，不然她是不出来的。小时候我们一年要去两次姥姥家，姥姥家在市中心，我家在郊区，就是这样一个距离，她出门一次对她来说要半年时间去修复，她超级紧张，坐公交车的时候她都是把我的手拉得紧紧的，我感觉到她的内心是害怕的。”
 
 
高圆圆的母亲40岁才生下她。此前母亲在国家航天部工作，是一名高知女性。孩子出生后母亲就不上班了，整天待在家里。家里来了生人，母亲不会出来见面。
 
 
高圆圆后来开玩笑说母亲是“大蛀虫”——几乎不出门，不爱跟人打交道。母亲每天在家养花、逗猫，给高圆圆讲故事，可以好几天不下楼。
 
 
小时候他们住在北京郊区的航天大院，姥姥家在市中心。同一个城市，一年只去两次。每次去只吃顿午饭、睡个午觉就回来。
 
 
就这么点路程，母亲出一趟门要用半年时间来修复。坐公交车去姥姥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母亲一直紧紧攥着高圆圆的手。高圆圆能感觉到母亲心里的紧张和害怕。
 
 
高圆圆的父亲跟母亲完全相反。父亲清华物理系毕业，在中国宇航局当航天工程师。他性格外向，鼓励高圆圆往外走。
 
 
父亲每天工作忙，但中午赶回家做饭，晚上回来再做一顿，几十年没抱怨过。
 
 
高圆圆从小就觉得母亲“有点奇怪”。她不想变成母亲那样害羞胆怯的人。20多岁的时候，她最怕跟人打交道。人越多她越不知道怎么办。
 
 
参加活动，全场陌生人，她不知道该不该说话，只能躲进洗手间，估摸着外面有人来找了再出去。
 
 
最尴尬的一次是在香港参加电影节，她实在找不到角落，最后选中庭的一棵树，面对那棵树站了整整一个晚上。她心想，只要树不开口，今晚就不会有人跟她说话了。
 
 
高圆圆后来承认，90%以上的社交对她都是一种消耗。
 
 
可她一直觉得自己跟母亲不一样。直到母亲病重。
 
 
从2005年开始，母亲的慢性肺病越来越严重。秋冬咳得喘不过气，脸憋得青紫。高圆圆开始了将近十年的陪护。
 
 
她只接在北京拍的戏，每天收工直奔朝阳医院，第二天清早再赶去片场。拍《咱们结婚吧》那阵子，她每天清晨开工，傍晚收工后去医院，再从医院回家——这条路线走了近十年。
 
 
杜琪峰邀她拍《单身男女》，她说要陪母亲，导演推迟了开机。拍《搜索》时母亲病情恶化，她中途退出了剧组。
 
 
那些年她对医院的挂号和取药流程倒背如流，抽屉里攒了厚厚一沓单据。母亲住院时，她在ICU走廊一待就是二十多天。
 
 
婚礼后一个星期，母亲病情加重，高烧不退，躺在冰垫上也没用。两个月后母亲走了。
 
 
整理遗物时，高圆圆发现母亲偷偷收藏着她每张剧照，背面写着“囡囡真漂亮”。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支撑着母亲，其实母亲一直在默默成全她。
 
 
如今高圆圆也有了女儿。女儿感冒时她不急着喂药，用山药片煮水——那是照顾母亲时积累的经验。但她不再像对待母亲那样紧绷了。
 
 
她允许女儿摔疼就哭，内向也不必强装开朗。她说：“我小时候太压抑，现在想让她自由点。”
 
 
高圆圆小时候特别不想变成母亲那样的人，可人到中年她发现，自己最终还是越来越像母亲。
 
 
她曾经以为和母亲截然不同，但到了四十岁才明白，原来女孩最终都会活成母亲的样子。
 
 
母亲去世后，高圆圆反复读一本书，叫《东京塔》。那本书讲的是一个儿子和母亲的故事。她读了一遍又一遍。
 
 
高圆圆说过一句话：父母是你和死亡之间的那堵墙。当这堵墙消失之后，经历了恐惧，反而变得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