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峙到了今天，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似乎已然摆在了明面上，日本对于中国的不满似乎不仅仅只是在日本政府这么一个领导层上，日本本土内的公民似乎都对中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仇恨。

日本内阁府2025年9月开展的外交舆论调查中，对中国“感到亲近”的受访者只有15.9%，回答“不感到亲近”的达到83.5%。
 
对于当时的中日关系，认为“不太良好”和“不良好”的比例加起来达到86.4%。数字多年处在高位，说明中日之间的问题早已不只停留在政府会议桌上。
 
到了2026年，这种社会氛围并没有明显缓和，反倒不断遇到新的刺激点。2026年3月2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完成新一轮高中教科书审定。
 
3月25日，中方公开指出，部分教材在强征劳工、“慰安妇”以及钓鱼岛等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淡化历史责任、模糊历史事实的问题，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教材看起来只是几页纸，影响却可能持续很多年，一个年轻人怎样理解几十年前的侵略战争，很大程度上来自学校、新闻以及社会公共叙事。
 
如果历史责任不断被模糊，后来的人自然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反复强调历史问题，甚至容易把中国维护历史事实误解成针对日本。到了安全领域，问题更加明显。
 
 
日本政府2026年8月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列为所谓“最大战略挑战”，又围绕中国正常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渲染安全焦虑。
 
8月5日，中方明确表示，日方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已提出严正交涉。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在安全文件里把邻国放在“威胁”的位置上，这种表述就不可能只停留在政府部门。
 
电视节目会讨论，报纸会引用，网络平台会继续传播，普通人接触中国时，很容易首先想到军事、安全和领土摩擦，而不是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消费市场或者两国之间每天仍在进行的经贸往来。
 
高市早苗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又给这种紧张关系添了一把火。2026年8月15日，高市早苗向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有日本内阁成员前往参拜。
 
 
中方当天公开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对于日本政客而言，拿历史问题迎合国内右翼力量或许可以获得一部分政治支持，可它带来的后果同样直接，中日之间已经十分脆弱的社会互信被进一步消耗。
 
更严重的是，一些极端现象已经突破普通网络争论。2026年3月，一名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人员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
 
到了7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相关程序后对其提起公诉。中方随后再次要求日方严肃处理，并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有发生。
 
当然，日本社会的复杂之处也正在这里。政治和安全层面对中国的警惕不断加码，可经济上，日本又离不开中国市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6年公布的数据中，2025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3432.5亿美元，同比增长6.2%，中国仍是日本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
 
 
日本企业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两国供应链也高度交织。换句话讲，一面是越来越重的政治戒备，一面又是无法轻易切断的经济联系，两股力量同时存在。
 
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情绪，也就越来越容易在这种矛盾中发酵。过去日本制造业在亚洲长期占据明显优势，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池、造船、电子制造等产业迅速成长，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直接进入日本过去擅长的市场。
 
竞争本来很正常，可一旦产业压力、安全焦虑和历史争议混在一起，中国就容易被日本部分舆论塑造成一个方便解释各种问题的对象。政府可以换，外交政策也可能调整，但普通人的观念一旦长期固定下来，修复起来往往比签一份协议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