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在“秋收起义”时，大家能想象当时有多困难吗？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走进江西永新三湾村时，原来的师级架子已经撑不住了。出发时约有5000人的工农革命军，经过十多天作战和转移，到这里不足1000人。番号还在，实际兵力却一截一截地掉了下去，队伍里已经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形。

这支队伍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急剧动荡中组织起来的。
四一二、七一五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组织遭到大规模镇压。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动，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安源工人武装以及平江、浏阳一带农民武装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毛主席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

几路部队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方向推进，原定目标仍包括会攻长沙。原警卫团有正规军经历，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则来自地方斗争，来源、训练和组织基础并不相同，却要在很短时间内编成一个师，分路投入战斗。

战斗很快把计划撞散。兵力分散，作战经验不足，部分指挥失当，收编的邱国轩部又临阵叛变。几路部队先后受挫，有人战死，有人负伤，有人失散。起义前临时拼合起来的部队，在连续作战中又不断掉人。

几路部队接连受挫后，

9月14日前后，毛主席开始调整部署；9月15日，湖南省委也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
9月19日，余部在浏阳文家市会合，前委开会讨论去向。余洒度等仍主张继续向长沙行动，毛主席主张转向敌人力量较弱的农村山区，卢德铭等支持这一意见。

会议最终决定转兵。
第二天离开文家市时，队伍只剩约1500人。

继续攻城的计划停了，部队改向南走。

文家市转兵动员中，毛主席曾用“小石头”和“大水缸”的比喻鼓舞官兵。那时部队手里还有枪，却没有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安全落脚点，只能一边避开强敌，一边继续寻找能够站住脚的地方。

行至芦溪时，部队又遭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长途行军还在继续消耗人马，伤病员增加，疟疾蔓延，粮食、药品和弹药都紧张，一些干部和士兵掉队或离开。撤离长沙方向之后，部队仍在边走边减员。

到三湾以后，原来的师、团、营层级还套在几百人身上。基层党组织不健全，连队里的党员力量薄弱，旧式军队中长官与士兵之间的隔膜也没有完全消失。空缺的职位越来越多，原编制已经和实际兵力脱节。

9月30日，毛主席主持改编。原来的师缩成一个团，改编后全团约700余人。
多余军官编入军官队，伤病员集中到卫生队；不愿继续留下的人可以离开，并按路途远近发给路费。愿意留下的人重新编入战斗单位。

兵力已经很少，三湾仍继续压缩编制，空缺职位随之撤掉，人和枪重新按实际数量配置。

连队开始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配党代表。
士兵委员会也建立起来，士兵可以开会、说话，参与部队管理。官长打骂士兵受到禁止，官兵待遇趋于平等。

过去主要设在上层的党组织开始向连队和班排延伸，连队有支部，班排有党小组，日常组织不再只停在团以上。

10月15日，部队在水口继续发展士兵党员，连队建党向下推进。

与此同时，毛主席派人了解地方情况，同地方党组织以及袁文才等地方武装接触，部队的活动范围逐渐转向罗霄山脉中段。随后与王佐等地方武装的关系也逐步建立起来。

9月19日的文家市会议没有确定以井冈山作为最终落脚地。经过三湾、水口以及此后的南下，10月底，这支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

进山以后，部队没有恢复起义之初的规模。

三湾形成的连队党组织、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继续在基层运转。山地斗争展开以后，部队一边作战，一边补充党员、整顿基层组织。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回顾井冈山斗争，专门写到连有支部，并把它列为红军在艰苦战斗中没有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