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医院对护士佐藤富子一见钟情。佐藤富子为了和郭沫若在一起，不惜和家人断绝关系。

1948年的香港巷弄里，一位衣着朴素的日本女人牵着五个半大的孩子，站在一扇民居门前，她叫佐藤富子，为了走到这扇门前，她在战火里熬了整整11年，蹲过监狱、挖过野菜、当过苦力，硬生生把五个孩子从饥荒边缘拉了回来。

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年轻漂亮的于立群，怀里抱着婴儿，身后还躲着几个怯生生的孩子，佐藤富子只看了一眼就什么都懂了：她等了11年的丈夫郭沫若，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

没有哭闹，没有质问，甚至没有一句抱怨，佐藤富子只平静地说了一句“孩子我会继续带好”，便转身牵着孩子们离开了，没人看见她转身时有没有落泪，但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丈夫抛下的女人，活成了比很多“圆满婚姻”里的人更有尊严的模样。

佐藤富子和郭沫若相识于1916年的东京圣路加医院，当时22岁的佐藤富子是这里的护士，她出身日本望族，祖父是北海道大学创始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牧师，是实打实的名门闺秀，而当时24岁的郭沫若，只是个拿着微薄官费补助的中国穷留学生。

郭沫若一封文采飞扬的情书敲开了佐藤富子少女的心门，为了这个一文不名的中国书生，佐藤富子辞掉了体面的护士工作，和家族彻底断绝了关系，跟着郭沫若搬到了冈山，郭沫若给她取了个中文名字“安娜”，从此佐藤富子成了郭安娜，开始了二十一年清苦却安稳的相守。

当时的日子非常艰难，他们住过当铺的仓库，最拮据的时候全家靠烤红薯当正餐，安娜包揽了所有家务，把仅有的细粮留给丈夫和孩子，自己啃红薯皮充饥，正是在安娜毫无怨言的操持下，郭沫若才能安心读书写作，一步步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站稳脚跟。

很多人说安娜是“恋爱脑”，但其实恰恰相反，她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她看中的从来不是安稳的生活，而是郭沫若身上的才华与家国情怀，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全权托底。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打碎了所有平静，国难当头郭沫若决心回国抗日，他不敢叫醒妻儿，怕她们因自己的身份受牵连，只在桌上留了张“国事紧急，暂别妻儿”的字条，便在清晨悄然离去。

丈夫这一走安娜的人生直接坠入深渊，作为“敌国文人之妻”，她很快被日本警方逮捕，遭受了多次审问和拷打，但她始终紧咬牙关，没说一句对郭沫若不利的话，出狱后存款被冻结，工作丢了娘家早已断绝往来，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被抛进了生存的绝境。

活下去成了安娜唯一的信念，她放下名门闺秀的所有体面，背着竹筐去野外挖蒲公英、荠菜；冬天野菜冻成了冰疙瘩，煮软了先分给孩子，自己只喝几口菜汤，她给人洗衣服、做手工、在工厂打零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浆糊，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

最难得的是日子再苦，安娜从没耽误过孩子读书，家里的物件一件件送进当铺，换来的钱先交学费；煤油灯下，她一边缝补衣服一边陪孩子读书，她还反复告诉孩子：“你们身上流着中国的血根在中国，”日本当局施压让孩子入日本籍，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这就是安娜的格局：哪怕被命运狠狠亏待，也绝不把仇恨传递给下一代；哪怕身处泥沼，也帮孩子守住了身份的根。

1948年，安娜辗转得知郭沫若在香港的消息，变卖了所有家当，带着五个孩子漂洋过海来寻夫，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她没有纠缠讨要说法，因为她来中国，从来就不是为了求一个男人回头。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安娜带着孩子们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大连，她把后半生全部心血扑在子女教育上，五个孩子也没辜负她的付出，个个长成了国家栋梁：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

次子郭博是知名建筑家、摄影家，曾任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三子郭复生任职于中科院动物所；女儿郭淑瑀毕业于清华大学，深耕教育领域；幼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著名钢琴家。

一个在战火里靠挖野菜度日的女人，把五个孩子全部培养成顶尖人才，这本身就是生命韧性的奇迹。

1978年郭沫若病重，85岁的安娜特意从大连赶到北京探望，病床前两位白发老人相对无言，半生的爱恨恩怨，在生死面前都已淡去，她只待了片刻就起身离开，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多坐会儿，她只是平静地说：“他不愿意谈。”

不勉强，不追问，走到人生暮年，安娜依旧守着自己的体面与尊严。

1994年，101岁的郭安娜在上海逝世，临终前她把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了中国，还捐献了自己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