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120 万两白银存入汇丰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1904年春，御史蒋式瑆把一份奏折送进朝廷，里面写着一笔私人款项：一百二十万两。
钱的主人，他指向庆亲王奕劻；钱的去处，是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商汇丰银行。蒋式瑆还请求朝廷把这笔私款提出，拨入正在筹办的官立银行，并请亲贵入股，“以资表率”。

奕劻此时并非闲散宗室。
庚子事变后，他曾与李鸿章一道办理议和。1903年，他被授为军机大臣，继续总理外务部事务，又参与财政处、练兵处等中枢事务。

1904年春，财政处正在推动试办户部银行，奕劻、鹿传霖等人也先后参与奏请。

财政处筹办银行时，曾把它定为“财政流转总汇之所”。拟定的《试办银行章程》把额定资本定为四百万两，户部认购二百万两，其余二百万两由官民购买。中国已有票号、钱庄和新式华资银行，中央政府直接主持的国家银行还没有正式开门。

蒋式瑆奏折里的那一百二十万两，相当于户部银行全部额定资本的三成，也相当于计划向官民募集部分的六成。章程把四百万两分为四万股，每股库平银一百两；按这个股价计算，一百二十万两就是一万二千股，而户部这个最大股东认购的全部股数也只有两万股。

户部银行筹办时，除了普通存放款，还准备承接户部出入款项和各省解部款项，办理汇兑、贴现、保管，所发钞票也准用于公私款项收付。

蒋式瑆请求奕劻把钱从汇丰提出入股，恰好落在这套制度刚搭架子的时候。

蒋式瑆盯奕劻已经不是第一次。
1903年九月，他曾奏称奕劻入值军机后收受外省汇款，数额“不下四十万两”。那一次没有查出结果。

几个月后，他再次上奏，把数字写成一百二十万，又把地点写到了东交民巷汇丰银行。

清廷制度允许言官“风闻言事”。
蒋式瑆的奏折送入以后，朝廷没有驳回，而是派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带着蒋式瑆前去查办。

第一次到汇丰时恰逢礼拜日，银行没有办公。再去时，汇丰没有交出客户往来账目，只答称没有见过与庆亲王的往来。

清锐、鹿传霖追问蒋式瑆依据，他承认消息来自传闻。
蒋式瑆没有拿出存单、账户或者银行收据。朝廷最后以未查得实据结案，蒋式瑆被调回原衙门行走，奕劻没有因这一百二十万两受到处分。结案上谕重申言官可以风闻奏事，同时责其所奏牵涉大臣名节，不应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臆上陈。

结案文书处理的是蒋式瑆“何所据”的问题，没有出现一份由汇丰交出的账户清册。银行方面的答复是“未经见过”，调查人员手里也没有能够继续追查的存款凭据。

1901年《辛丑条约》以后，东交民巷使馆界由各国使馆管理，条约还规定中国人不得在界内居住，各国可以自行防守。外国使馆、银行和洋行集中在这一带。奉旨查办的两名大臣进了汇丰，却没有取得可以逐笔核对的客户账册。

那桐的日记里，也留有在汇丰等外国银行存款的记录。奕劻之外，清廷高官的私人钱款已有进入外资银行的实际例子。户部银行此时则仍在筹股、制章程、等候营业。

《试办银行章程》对清廷自己的银行写得很细。银行每季要把营业资财报告送财政处、户部查核，两处可以调阅银行清账；遇到市面银根紧急，户部银行还可以向户部请求库款接济。

直到1905年八月，户部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天津、上海等处分行随后开业。户部认购一半股份，其余向官民招募，开办初期商股募集并不顺利。蒋式瑆已经离开御史位置，奕劻仍留在中枢，那场一百二十万两的参劾也没有留下一张经过朝廷核验的汇丰存单。

1904年的《试办银行章程》规定，财政处、户部可以调阅清账。同年的奕劻存款查办覆奏里，汇丰账户留下的文字却是“往来账目，不以示人”。

第二年，户部银行的账册开始按章接受官署查核。
东交民巷那本没有交出来的汇丰客户账，则把一百二十万两停在了蒋式瑆的奏折、朝廷的查办命令和那句“不以示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