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喝的黄酒到底有多低度？按现代标准换算，可能还比不上一瓶普通啤酒。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手里的那杯酒，是发酵出来的，不是蒸馏出来的。

关于中国蒸馏酒出现的确切时间，学界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唐代已有雏形，有人认为要到宋元之际才成形。

《本草纲目》里，李时珍留下一句评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这句话写于明代，说的是在他看来烧酒属于相对晚近的事物。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有一点可以确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大多数时期，人们饮用的一直是发酵酒。

而发酵酒的酒精含量，受一条生物学边界的约束，跨不过去。

发酵过程依赖酵母菌的工作。酵母菌把糖分转化为酒精，但当液体中酒精浓度升到一定程度，酵母菌的活性受到抑制，最终停止工作。

这个临界点，理论上大约在14%至15%左右。

不经蒸馏，单靠自然发酵，酒精度很难突破这个上限。实际情况往往更低，古代酿造技术相对粗糙，原料配比、温度控制、水质，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现存最早完整记载酿酒工艺的农书，是北魏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成书约在6世纪上半叶。

书中记录了多种酿酒方法，发酵时间从数日到数十日不等，成品风格从清到浊各不相同。

其中"醴"（lǐ）这种酒，是所有发酵酒里度数偏低的一类，在先秦典籍里多次出现，曾经是普通场合的常见饮品。

醴的酿造方式，决定了它的度数上限。

用粮食快速发酵，时间短，糖分转化不完全，残留甜味明显，酒精度因此相当有限。

现代食品史研究者在讨论这类酒时，通常把它归入度数很低的发酵饮品范畴，与今天的低度米酒饮品或淡啤酒的区间有一定重叠。

要说"比不上一瓶普通啤酒"，指的主要就是醴这一类，不是所有古代酒。

当然，发酵酒的种类相当多，度数分布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固定数字。

宋代朱肱写的《北山酒经》是流传至今的重要酿酒专著，里面记载了多种工艺，包括反复投料的方式，也就是在发酵进行中追加原料，以维持更高的最终酒精度。

这种方法可以让成品在自然发酵上限附近产出度数较高的酒。

但这类工艺复杂，成本不低，并非日常普遍消费的对象。普通人喝的浊酒，带着酒糟、颜色混浊，发酵时间短，度数自然在低端。

清酒工序更讲究，度数相对高一些，但因为成本，饮用人群有限。

古代文人写饮酒，用的单位有时候乍一看惊人，"斗酒"是常见说法。但汉代的一斗，容量约相当于今天的两升左右。

两升低度发酵酒，折合酒精含量，和喝几瓶啤酒的酒精摄入量在同一个量级，称不上豪饮。要是碰上醴这类东西，喝得更多也不稀奇，因为度数在那里。

计量单位和酒精度数放在一起看，古人饮酒的那些记录，有时候需要重新校准一下感受。

蒸馏技术普及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蒸馏的原理，是加热发酵液体，让酒精和水因沸点不同而分离，收集蒸气再冷凝成液体，最终成品酒精浓度远高于发酵的自然上限。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述烧酒的制法，并注明这种酒"能烂五脏"，与他描述其他发酵酒的措辞明显不同。两者在实际体感上的差距，写书的人心里清楚。

烧酒普及之后，人们对"喝多少算多"的判断，跟着重新校准了一遍。

在这之前的那些饮酒记录，放回当时的语境，和今天读起来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

醴在唐宋之后逐渐淡出日常饮用，最终从普通人的餐桌上退场，被度数更高的发酵酒替代，后来又被蒸馏酒进一步替代。

这个过程没有明确的历史节点，是一个缓慢的迁移，史书里没有专门记录哪一年、哪个地方，醴从日常变成了稀罕物。

《齐民要术》里的醴的酿法，今天还有人按照原始记载复原尝试，拿来和现代酒类对比。喝完之后通常会说：原来这就是古人日常喝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通常会沉默一下。

然后倒上一杯，喝完，酒劲很小。

参考来源：
《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82年
《北山酒经》，[宋]朱肱著，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