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一种审讯贪官的方式，不动刑不逼问，贪官自己把账目原原本本全交出来了。

审讯开始的时候，那名吏员坐在赵广汉对面，不知道对方手里已经掌握了什么。

这正是赵广汉想要的局面。

他做过颍川太守，后来做京兆尹，管的是长安一带的治安和司法。

汉宣帝时代，他留下的名声主要有两条：一是敢查人，二是查得准。

《汉书》里说他为官时，豪强敛手，吏民震服。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有多狠，而是他的方式：不靠刑讯，靠的是在对方开口之前，就已经把该知道的事都弄清楚了。

这套方法，《汉书》给了个名字，叫"钩距"。

"钩距"这两个字，《汉书·赵广汉传》里专门解释过。

原文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知道一匹马的市价，不要直接问马，先问狗，再问羊，再问牛，最后才问到马。

把这几个答案放在一起比对，马的真实价格自然浮出来了，而被问到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回答了一个关于马的问题。

这个道理用在审案上，逻辑是一样的。

腐败涉及的往往不止一个人。

一笔钱从哪里来、经过谁的手、最后去了哪里，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知道一部分。

赵广汉的做法，是在正式传唤当事人之前，先把周围的人问个遍。账房的伙计、运粮的小吏、帮过忙的掮客，每人只知道一段，说出来都觉得自己没说什么要紧的事。

但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整件事的轮廓就出来了。

等到真正传唤主要当事人的时候，赵广汉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基本走向，也知道对方最可能在哪个细节上说谎。

坐到对面的那个人，完全不知道这些。

这就是"钩距"制造的核心不对称：审讯者知道多少，被审者猜不透。

猜不透，就没法决定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没法判断撒谎的代价有多大。在这种状态下，选择和盘托出，往往比硬扛着，风险要小得多。

《汉书》里记载，赵广汉治下，吏民知道他的方式，很多人在被传唤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坦白。

这不是因为他特别严酷，而是因为在他面前撒谎被拆穿的代价，让人觉得不如一开始就说实话。

这套方法能运转，有几个前提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赵广汉本人对信息来源的管理相当严格。

钩距的效力建立在被审者不知道问话者已经掌握了什么。一旦消息走漏，当事人有时间串供、销毁账目，整套方法就垮了。

《汉书》里提到他广泛使用官府以外的线人，包括市井中的普通人，这在当时有些官员看来是有失体面的做法。赵广汉对此大概不太在意，结果够用就行。

另一个前提是账目本身的可比对性。

汉代官府财政账目有正式格式，地方留存一份，上报一份，两份核对，差异一目了然。

对一个已经掌握外部信息的审讯者来说，账目上的数字只要和他已知的情况对不上，矛盾就很容易找出来。

当事人在这个过程里所能做的，就是判断对面那个人究竟知道了哪一层，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硬撑。

大多数情况下，撑不住。

赵广汉在颍川做太守的时间不算长，调任京兆尹之后，他的方法在更大的范围里运作，查处了不少长安附近的官员和豪强。

《汉书》里的说法是"发奸摘伏如神"，这与其说是赞美他有什么特异功能，倒不如理解成：他在正式开口问话之前，准备工作做得足够充分。

这个方法有没有缺陷？有。

"钩距"高度依赖赵广汉本人的判断力和情报网络的可靠性。

线人提供错误信息的可能始终存在，史书对此没有专门说明。

他的结局也值得一提：他最终因另一件事被弹劾下狱，在宣帝时期被处死。具体原因与这套审讯方法关系不大，但这说明一件事：再有效的方法，也受制于使用者所处的政治环境。

赵广汉的案子在史书里占了相当篇幅，但"钩距"作为一个具体的操作概念，大多出现在笔记或史传里作为个人能力加以描述，很少见于正式司法条文，也没有形成可复制的制度传承。

这件事留下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一套无须动刑就能让当事人开口的方法，为什么没有被整理成可操作的制度规范，在历代司法程序里推广？史书里没有人正面回答过。

也许答案就藏在它的运作原理里：这套方法奏效的核心，在于当事人永远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手里握着什么牌。

一旦变成制度，写成文字，人人都知道这套程序怎么运作，它就未必还那么好用了。

参考来源：
《汉书·赵广汉传》，[汉]班固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书·刑法志》，[汉]班固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