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会频繁变动，山河方位恒久不变；古隆中地处汉水之南、属于“汉阴”，因此不可能属于南阳郡。这套说法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混淆了两组基础概念，我们分条辨析，用史实与通俗的例子还原真相。

首先，拿当代襄阳、樊城的区划调整，去推导汉代郡县边界问题，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襄阳、樊城分合，襄樊复名襄阳，只是现代地级市名称与辖区的调整。这和两千年前东汉南阳、南郡两郡的边界划定完全是两码事。打一个比方：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为武汉市，属于近现代城市建制的整合，没有人会据此推论，汉代江夏郡的疆界可以随意改动。现代城市地名的变迁，不能拿来当作揣测、否定汉代行政区划的证据，二者不存在因果关联，这条论据从根源上站不住脚。

其次，最大的认知误区：把“山南水北为阳”这一地名命名法则，直接当成郡级行政区不可逾越的边界红线。

古人命名县邑之时，遵循山南水北曰阳的原则，但这只是地名取名的参考，从来不是划分两个郡行政疆界的硬性法条。举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武汉的汉阳区，名字的由来，是早期城池处在汉水北岸，故称汉阳；后来汉水河道改道，汉阳城位移到汉水南岸，地名却依旧保留“汉阳”二字。地名的名号，和当下的地理方位尚且可以分离，更何况一个郡的行政边界？

江河只能算作一条大致的地理分界线，而不是一刀切的国界。以黄河、山西、陕西为例，大众普遍认知黄河为两省天然界限，可是翻开当代地图就能够清晰看见：陕西省有部分辖区地处黄河以东，山西省也有土地分布在黄河西岸。出于治安、户籍、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行政区跨越大江大河进行管辖，是从古至今十分普遍的现象。天然山川方位是固定的，但行政版图的划分，是人为治理的结果，二者万万不可直接划上等号。

更为关键的铁证：东汉南阳郡本身就已经跨汉水管辖南岸区域。
依据《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汉代山都县、筑阳县，县治设置于汉水南岸，行政上长期隶属于南阳郡。既然同属南阳郡，西边的县域能够跨过汉水，凭什么邓县就一定没有管辖汉水南岸隆中这块边境飞地的可能性？同一个郡，不可能西边允许跨江、东边严格以汉水划界，双重标准在逻辑上根本无法自洽。

最后，史料证据链一锤定音。从西晋《汉晋春秋》，到北魏《水经注》，再到唐代官方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数百年间多部国家级地理典籍，前后一脉相承，一致记载“隆中，南阳邓县之属地”。史学考证有一条基本原则：距离历史事件的年代越近，史料的参考价值越高。我们判定汉末郡县归属，理应采信晋唐时期形成的完整证据链条，而不是拿一句后世概括性的“汉水为界”，当作推翻早期正史的唯一标尺。

总而言之：
汉水南岸只是隆中的天然地理方位，不能等同于它的汉代行政归属。
“躬耕于南阳”一语之中，南阳指南阳郡这一广阔的行政区，并非单指汉水北岸的地理方位。把天然山川方位当成古代郡县的划分标准，是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基础常识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