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波斯商人的游记详细记录了唐朝长安的夜市，读完让人不敢相信那是一千年前。

有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唐朝长安，夜里是要宵禁的。

暮鼓一响，一百零八坊的坊门依次关闭，此后在坊外行走算违禁，依律处笞刑。这套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空文，地方文书和司法档案里有实际执行记录。

那个被后人反复描述成国际都会、繁华盛世的长安城，每天在日落之后，大部分区域会沉入一种强制性的安静。

那么那些远道而来的波斯商人，夜里在哪里，做什么？

这个问题，要从几条不同的线索拼起来才能回答。

先说波斯商人在长安的来源。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哈里发国所灭，末代王族卑路斯辗转取道中亚，一路来到长安。

唐高宗接纳了他，给了他一个右武卫将军的头衔。这件事写进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不是传说，是政治纪事。

随卑路斯一起来的，有贵族随从，有祭司，也有商人和工匠。

这批人信奉祆教（俗称拜火教），长安城内因此出现了专门供奉圣火的祆祠。

《旧唐书·西戎传》对此有明确记载。波斯人有了自己的宗教场所，有固定的聚居区域，逐渐形成一个在长安城里扎了根的群体。

同一时期，从中亚丝路走来的粟特商人数量更多。

粟特人来自昭武九姓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文化上与伊朗系族群高度接近，中国史料有时把他们和波斯人放在同一类别下描述。

陕西各地出土的唐代墓志里，不少标注着墓主来自"康国""史国""安国"，这些都是粟特城邦的名字。

有的家族在中国落籍超过百年，子孙辈在长安出生长大，但祖源记录仍保留在石刻上。

这两类人，共同构成了唐代长安胡商群体的主力，主要聚集在西市附近的坊区。

西市是当时长安对外贸易的中心。

《长安志》里描述，西市内划分了两百余行，按商品类型区分经营，有市署统一管理，设令、丞、录事各级职位，负责校验度量衡、登记账目、处理交易纠纷。

香料、珠宝、胡食、骏马，各类来自异域的货物在这里流转。

常驻西市的外来商人，有不少带着资本和货物来，在本地置产成家，成了长住居民而非过客。

公元851年前后，一个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把走过印度洋沿线和中国各地的见闻整理成册，后来译成中文的版本叫《中国印度见闻录》。

苏莱曼记录了不少关于唐朝商业秩序的观察：商业纠纷有专人受理，裁决有时限，税收有明文规定，外来商人的财产受官方保护。

这些对他来说是新鲜的，因为走过的其他地方，商业仲裁通常靠族群内部规矩，很少见到官方介入的程序化处理。

苏莱曼本人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但商路和所见场景与波斯、粟特商人高度重叠。

至于他是否亲身到过长安，学界有争议，这里如实说明，不作定论。他对中国商业制度的描述，可以和唐代典籍里的制度记录相互印证，基本吻合。

再回到夜间这个问题。

坊市制度确实限制了夜间商业活动，但制度和现实之间通常有距离。

节庆期间是一个明显的缺口。每年元宵节前后，朝廷会特别批准民间通宵燃灯，坊门管制在这几天会有所放宽。

五代时期的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里记录了盛唐节庆的夜间景象。

这本书性质接近笔记小说，引用时须谨慎，但其中描述的热闹场面，被研究者视为还原当时气氛的参考材料。西市附近在这样的夜晚，不会是冷清的。

平康坊的情况有更扎实的史料支持。

晚唐人孙棨写的《北里志》专门记录了这个坊区的情形，来往的士人商旅经常留到很晚，外来商人也是常客之一。

这称不上夜市，但是长安夜间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外来商人有参与的空间。

还有一种情形发生在坊内。坊门关上之后，坊内居民不受宵禁约束。

长期住在某个坊的波斯商人，和坊内邻居的日常往来、小规模买卖、谈价格，都在许可范围内进行。这类事情不进正式记录，但实际发生着，构成了夜间生活的底色。

萨珊银币在长安出土时的状态，也提供了一个侧面。

这些银币在唐代境内不作流通货币使用，但在墓葬里反复出现，说明被当作具有某种价值的物品对待，有时随葬，有时作为馈赠。

银币从西亚走到长安，需要商人网络来传递。

把这种东西带进来的人，要么是商队成员，要么是随行人员，无论哪种，背后都是一条跨越几千里的商业链条，默默维持着运转。

苏莱曼在见闻录里还记了一条，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用较多：他说在中国，有专设机构收容无处可去的病人和流浪者，经费来自官府，不靠民间募捐。

唐代史料里确有"悲田养病坊"的记录，由官府或佛寺承办，与他写的大体一致。

他记这条的时候没有什么感慨，就放在其他商业观察中间，平实地写了一笔。

参考来源：
《中国印度见闻录》，[阿拉伯]苏莱曼著，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2001年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