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作家”贾平凹在复旦大学演讲，一位女学生质问他：“您好歹是个大作家，但除了写这些男欢女爱不入流的东西，还会写什么？是黔驴技穷了吗？”贾平凹一句话回应，全场掌声雷动！
 
2018年4月21日，上海复旦大学。
 
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站起来，声音不大，但礼堂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您的作品我看了，可翻来覆去就是男欢女爱，您是不是只会写这个？”

说完，全场静得能听见呼吸声。几百双眼睛盯着贾平凹，等他接招。
 
贾平凹没急，也没躲。他看了一眼那个女生，缓缓说：“你太年轻，不懂。我写的是当时的现状。上一辈条件艰苦，男人压力大，生活不如意，就往女人身上靠，放空自己。”
 
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这一句话，四两拨千斤。他没有否认写了男女之事，也没恼羞成怒骂对方不懂文学，而是把话题拉回了一个根本问题——时代。

他笔下那些所谓“不正经”的情节，其实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真实的精神出口。物资匮乏，关系紧绷，男人扛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在单位夹着尾巴做人，回到家连口热汤都未必有。

这时候“往女人身上靠”，是喘息，是逃避，是在窒息的日子里找一处透气的地方。贾平凹写的从来不是男女，他写的是人怎么在压抑里活下去。
 
这就不能不提1993年那本让他背上“流氓作家”骂名的《废都》。书一出来，书店被挤爆，盗版满天飞，但也因为性描写太直白，被禁了整整16年。

可奇怪的是，越禁传阅越广。为什么？因为主人公庄之蝶——那个颓废、迷茫的知识分子——他的沉沦，戳中了太多人说不出口的苦闷。

那些所谓的“男女之事”，跟喝酒、抽烟、发呆一样，是他麻痹自己的方式。贾平凹后来解释过：“我写的是社会百态，可有些人看进去的，全是奇奇怪怪的想法。”
 
其实读者看到什么，往往取决于读者自己。

《红楼梦》里有风月，有人读出家族兴衰，有人只读出了情爱。《金瓶梅》更不用说，表面写西门庆的放纵，底子里写的是一个时代的腐烂。

贾平凹也一样——他的《浮躁》写改革初期人心的动荡，拿了美孚飞马文学奖；《秦腔》写乡土中国的凋零，拿了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里都有男女，但男女从来不是主角，主角是时代，是活着本身。
 
贾平凹那代作家，写作是“长”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他们亲身经历过那些年月，见过那些人，那些事像种子一样埋在脑子里，时间到了自然发芽。

一个年轻人坐在咖啡馆里编不出那种沉重，因为没有切肤之痛。所以那个女生的质问，其实忽略了一点：作家写什么，不全是自己的选择，很多时候是时代替他选的。贾平凹经历过什么，就写什么，写作是他消化生活的方式。
 
回到那个现场，女生站起来质问时，所有人都在看贾平凹怎么收场。他只回了一句话，就让大家服气。

不是因为这话多漂亮，而是因为它真实——不回避，不狡辩，直接把问题放回时代的框架里：你看到的是男女，我看到的是那个年代的人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