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案，国际刑事法院传来新消息！

据外媒9月2日报道，《共和国报》发布相关新闻，把本次事件称作“移动目标”，比喻指控范围不固定，直指杜特尔特辩护团队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求，要求检方重新提交全套指控文件。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案件被推翻，更不代表杜特尔特已经赢了。说得直白一些，辩方现在争的不是“有没有案子”，而是“检方究竟准备拿哪些具体事件定罪”。

8月31日，杜特尔特的律师向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分庭递交了一份11页的动议，认为现有指控文件没有把每项罪名的边界划清楚，影响被告了解指控和准备辩护的权利。

辩方要求检方重新提交指控文件，把每项罪名涉及的时间、地点、事件及具体行为完整列出，不能一边开庭一边继续往清单里添内容。用辩方的话说，被告连自己究竟要应对什么案子都无法确定，又怎么决定传哪些证人、反驳哪些证据？

这套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抓手。

今年4月23日，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确认针对杜特尔特的全部三项指控，将案件移交正式审判。三项指控涉及49起事件、78名受害者。

第一项涉及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至少19名受害者被杀；第二项涉及其担任总统后，至少14名所谓“高价值目标”遭到杀害；第三项则涉及多地社区清剿行动中的43起死亡和2起未遂杀人。

问题在于，检方把这49起事件称为支撑指控的“非穷尽性示例”。随后，辩方又收到另外8起事件的信息，相关事件清单由49起增加到57起。

在辩方看来，“示例”二字看似不起眼，实际上给检方留下了很大的伸缩空间。到底必须证明全部57起，还是证明其中一部分就够了？检方今后还能不能引用清单之外的死亡事件？如果边审边扩，指控书就容易变成一本随时加页的活页夹，这便是所谓的“移动目标”。

但检方同样有自己的逻辑。杜特尔特面对的不是57起彼此孤立的普通刑事案件，而是谋杀和谋杀未遂构成危害人类罪的指控。

检方要证明的核心，是相关杀戮是否属于针对平民的广泛或系统性攻击，杜特尔特是否通过命令、诱导、协助或者共同计划承担责任。

因此，具体事件既是个案，也是检方用来证明整体模式的拼图。若要求把每一名潜在受害者、每一次行动都拆成单独罪名，案件可能迅速膨胀；可如果只列“代表性案例”，又可能让被告面对一个边界模糊的大口袋。

一个怕清单太长，一个怕口袋太大，双方争的其实是国际刑事审判中非常关键的程序尺度。

接下来，第三审判分庭需要判断现有指控是否已经具体到足以保障公平审判。如果法院支持辩方，检方可能需要缩小范围、重新组织指控，或者列出穷尽性的基础事件，原定11月30日开庭的日程也可能受到影响。

如果法院驳回动议，案件则大概率继续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检方已在8月31日提交证人名单和证据清单，相关附件因涉及证人安全而没有公开，这说明控辩双方已经进入正式庭审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这次动议也不能改变已经解决的管辖权问题。菲律宾虽然在2019年退出《罗马规约》，但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今年4月22日确认，法院仍有权审理菲律宾作为成员期间，也就是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之间涉嫌发生的相关犯罪。

杜特尔特于2025年3月在马尼拉被捕，随后被移交海牙。他及其支持者一直否认有关指控，质疑案件的管辖权、证据和政治背景；检方则主张，杜特尔特在反毒行动形成和执行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

如今管辖权这道门已经基本关上，辩方的重点自然转向指控形式、证据边界以及责任链条。

我认为，这次程序交锋不能简单包装成“杜特尔特翻盘”，也不能因为指控严重就觉得程序细节无关紧要。危害人类罪越重大，审判越要经得起推敲。受害者需要迟到的正义，被告同样有权准确知道自己为什么受审，这两者不是二选一。

真正有分量的判决，既不能靠模糊的大网兜住一切，也不能让程序技巧变成逃避审判的暗门。检方如果证据扎实，就应当把边界讲清；辩方如果认为指控站不住，也必须在法庭上逐项反驳。海牙法庭接下来要移动的，应当是案件向真相前进的刻度，而不是罪名本身的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