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刚进京当上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李九龙，屁股还没坐热，第二年就被一纸调令发配到了成都军区。按理说，进京的干部哪有再外放回去的道理？这明摆着是去“救火”的。

主要信源：（湖北日报——“红安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很感人” ——记原济南军区、成都军区司令员）

那只搪瓷缸子掉了一块瓷，白铁皮露出来，像骨头。

李九龙走哪儿都带着它，从朝鲜战场到广西前线，从济南到北京，再到成都，缸子跟着他搬了无数次家。

1991年9月那个闷热的下午，电话响了三遍他才接，总政来的话很短，成都军区司令员。

一年前进京，一年后离京，椅子还没坐热就得走。

他放下话筒，指尖在边防物资汇编上顿了两三秒，然后端起桌角那只缸子，走了。

他的办公室腾出来的时候，窗帘洗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在柜子里，窗台缝里的灰都抹干净。

总后机关的人看着那间空屋子，谁都没说话，一个行李永远是帆布箱加公文包的人，走和来一样安静。

成都军区的位子烫手。

那一年6月，一架黑鹰直升机在西藏边境山口撞了山，机上13人全部遇难，一位副司令员也在其中。

军委查了一个月，结论克制，极端下沉气流是直接原因，飞行审批和气象研判之间的程序缝隙是间接原因。

司令员被调离，班子空了大半，漫长的西南边境线需要一个压得住的人，这块硬骨头，落到了李九龙头上。

他的硬，年轻时就有名，1964年大比武，他带的连队打出全团第一，站在领奖台上刚要挺胸。

他却蹲在靶纸前眯眼看了一会儿，说弹孔不对，查下来，报靶战士虚报了几环。

有人劝他，三连平时作风硬朗，没必要较真，他没松口，四个行政警告处分，一个没少。

他说，连练兵的分数都要造假，还能指望这支部队上战场？

到成都后，第一次召集干部开会，他站在长条桌一头，手垂着，三句话说完就走。

事故善后要快，训练执勤不能断，边防巡逻的起飞审批必须有独立数据交叉核实。

在场的人互相看了看，觉得新来的司令员像块生铁。

生铁不认人情，1975年侄子从河北跑来求他安排当兵，他在办公室坐了一夜，第二天买了张回程票，把人送上车。

救过他命的赵永丰上门求他保住孙子军籍，他差点点头，最后还是咬着牙摇了头。

夫人想给年迈父母派趟公车，他说规矩不能破。夫人没争，去营区借了辆三轮车，蹬着去的。

儿子想换个好岗位，他一句话堵死了路，后来儿子考了锅炉工，天天跟煤灰打交道。

李九龙知道后没说什么，只跟身边的人讲，干部子女不带头守规矩，部队就真没规矩了。

可对自己，他更狠，去藏区不坐直升机，坐越野车颠着走。

随行的人劝他备高反药，他摆摆手说以前打仗翻过山。

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还是头疼，太阳穴突突跳。

他攥着保温杯坐在副驾驶上，一声不吭，手指头抠着杯盖边缘的裂缝，一下一下转。

到兵站下车吸两口气，回头说走吧。

高原哨所的物资补给周期从两个月砍到一个月，机关里有人倒吸凉气，说成本吃不消。

他说，算不出来的算我的，十月份他自己跑了一趟藏区，一个一个点位看过去。

在海拔4700多米的哨所，他翻了七天的执勤日志，发现防寒鞋更换记录有空白，问连长配发周期

连长说半年一，他平平地问了一句：“这个地方冬天六个月，半年一次，冬天穿什么？”

连长脑门上的汗珠子当场就滚下来了。

1992年春天，军委考核组的报告写得很平稳，班子调整平稳，战备秩序恢复良好。

他没有看报告，第二天照常上班，照常把一缸子白开水放在桌角，批文件批到下午五点半。

然后把缸子里凉掉的水倒进窗台的绿植盆里，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冒芽的银杏树。

最后把那张折了四折、边角磨得发亮的西南边防地图叠好，收进公文包。

后来他在成都军区一干就是好几年，1994年授上将，年底到龄退休。

退休前还是那只旧帆布箱，依然装不满一半。

很多人替他委屈，说他一辈子不是打仗就是啃硬骨头，临老进京享了不到一年福，又被发配到西南吃苦。

可在李九龙自己眼里，军人从来没有什么发配，只有任务。

2003年11月，李九龙病逝，享年75岁。

女儿哭瘫在病床边，想起父亲曾经问过她：“求清正、理事公、待人实、德为上、众服之，我做到了没有？”女儿当时哭着点头。

如今想想，那15个字，他当真用一生去扛了，扛得实实在在，没有水分。

如今再说起这样的人，像翻旧话本，太硬，太轴，太不近人情。

可也正因为他硬，部队交到他手里，才让人睡得着觉。

那只掉了瓷的缸子，白铁皮露了半辈子，等它终于放下的时候，主人已经把自己的骨头磨成了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