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与陈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会请命出征，但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两年后陈诚病危，他留下65字遗言，遗言发表前，有人想要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谭祥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1965年3月10日，一张陈诚的悼念遗像在台湾地区公开后，真正引人注意的不是照片，而是下面那段遗言。只有短短数十字，谈的是团结、军民关系和眼前局面，却没有出现当时台湾当局经常挂在嘴边的“反攻”。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遗漏。因为就在两年前，陈诚还曾为了是否应该贸然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与蒋介石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争执。把这两件事连起来看，陈诚晚年的想法其实已经相当清楚。
时间往前推到1961年。台湾当局开始全面筹划后来被称为“国光计划”的军事方案，研究重点并不只是喊口号，而是登陆地点、船只调动、空中掩护、物资储备、人员运输等一整套现实问题。
到了1962年前后，相关准备一度明显加快。当时蒋介石判断大陆正处于困难时期，希望寻找军事机会。可美国方面并不愿意卷入一场由台湾方面主动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对单方面军事行动的态度一直十分谨慎。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从地图上看，台湾海峡并不算遥远；真正打起来，这段海面却足以成为一道极高的门槛。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跨海行动，需要大量登陆舰艇、持续的空中保护和稳定补给。部队即使登岸，后续弹药、粮食、油料怎样送上去，又是另一道难题。
陈诚长期管理军政事务，对这种账比一般人更加敏感。他知道台湾地区能够动员多少兵力，也知道财政和后勤能承受多长时间。对他而言，军事行动不是地图上画几根箭头，而是每根箭头背后都要有人、船、飞机和物资来支撑。
1963年前后，两人的分歧因此彻底摆到了桌面上。蒋介石仍希望把军事准备继续向前推进，陈诚则认为，在外部援助没有把握、海空力量不足、后勤条件也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行动风险太大。
陈诚的态度并不是“拒绝执行”。他表达得很明白：假如军事行动已经成为正式决定，命令真正下来，他作为军人仍愿意请命上前线。但在决定有没有必要开打之前，他不同意拿大量官兵的生命去赌一个把握并不大的结果。
这恰恰是两人争执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关注的是能不能抓住所谓时机，一个更看重一旦开战以后能不能收场。讨论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简单的脾气不合，而是对战争成本的判断完全不同。
1963年12月，陈诚卸下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职务，严家淦随后接任。陈诚仍然担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但健康情况已经明显不如过去。多年高强度工作，加上疾病发展，他能够实际参与政务的时间越来越少。
进入1964年以后，他的身体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国光计划”并没有因为陈诚退出日常行政工作而马上消失，各种准备仍然延续。只是越到后来，计划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明显。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去世，终年67周岁。临终留下的65字遗言，成为他最后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内容没有大段政治口号，重心更多落在内部团结、军民合作以及面对现实困难上。
麻烦却发生在遗言准备公布的时候。
家属留下的相关回忆提到，有人觉得陈诚身份特殊，遗言如果不出现“反共”“反攻”等当时常见的政治用语，似乎不够完整，于是提出在原文基础上添字。按照这种思路，遗言就会变成一篇经过重新包装的政治文字。
谭祥不同意。
她坚持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既然这是陈诚临终留下的话，就应该按本人意思公布。人已经不在了，再把他没有说过的话塞进去，不管理由听起来多么冠冕堂皇，都已经不是原来的遗言。
于是她直接找到蒋介石，希望不要改动。蒋介石最终答应了这个要求。结果，陈诚去世五天后公开的悼念遗像上，人们看到的仍是原来的文字，没有后来补进去的“反攻”口号。
陈诚去世后，台湾当局仍没有马上彻底停止相关军事准备。可是1965年8月，台湾方面舰艇在福建沿海附近的海上行动中遭到严重损失。同年11月，又发生海上交战。连续的现实代价，让大规模跨海军事行动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直观。
此后，“国光计划”虽然还延续了一段时间，却再也没有真正发展成预想中的全面军事行动。随着国际环境、两岸军事实力和美国政策不断变化，过去那套依靠一次大规模登陆改变局面的设想，实际上越来越难落地。
我认为，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也正在这里。陈诚没有把“服从命令”和“赞成冒险”混为一谈。他可以表示命令下来以后愿意承担军人的责任，同时也可以在重大决定形成以前，把自己认为不现实的地方讲出来。谭祥坚持保留遗言原貌，则让这段历史多留下了一层真实感。一个人最后说了什么，应该以他真正留下的文字为准，而不是后来的人觉得他“应该说什么”。很多历史选择回头看似乎很清楚，可身处其中时，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喊出口号，而是在情绪最强烈的时候依然愿意算清实力、代价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