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叶飞率部伏击日军辎重队，原以为胜券在握。突然，上级急电传来：“有叛徒，情报有误，快撤退！”

1938年初，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2月，部队陆续离开闽东，3月下旬到达皖南岩寺。10月1日，叶飞率第六团第一、第二营向苏南茅山地区挺进。几个月之内，他们从熟悉的福建山区走进完全陌生的江南战场，连过去最拿手的游击战，也得重新摸索。
变化先从脚下开始。闽东山高林密，钻进山里就容易隐蔽；苏南却是丘陵、平原和河网交错，公路、铁路穿过一个个村镇。日军控制着许多交通线和据点，一处有动静，附近兵力很快就能赶来。六团从皖南向茅山行军的八天里，接连遭遇七次战斗，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按照预想展开。
还有一个看起来不起眼，却十分现实的问题——语言。六团大部分官兵来自闽东，不少人听不懂苏南方言，当地群众也听不明白闽东方言。敌后部队离不开群众帮助辨认道路、了解敌情、安排宿营。语言一堵，部队就像少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行动风险自然跟着增加。
正是在这种环境里，情报显得比过去更重要。一支日军运输队什么时候出发，有多少车辆，前后有没有护卫，附近哪个据点能够迅速增援，都不能只听一次消息就下结论。越是看上去容易吃掉的目标，越需要多想一步。一条错误路线、一个错误时间，都可能把伏击者变成被包围的一方。
那场险情最值得注意的，也恰恰是这一点。部队已经按照日军辎重运输目标进行了准备，人员进入位置，战机似乎就在眼前。可急电突然送到，原有判断随即失去了依据。此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舍不得已经做好的部署，而是立即改变行动，把部队从可能暴露的位置撤出来。
敌后战争常常如此，没有整整齐齐的前线，也很少给指挥员长时间研究地图。前一刻准确的消息，后一刻就可能变化。村口多了几个陌生人，据点突然增加巡逻，车队没有按照惯例出现，甚至一条平时没人走的小路忽然有了动静，都可能意味着情况已经不同。
六团到了茅山以后，也在这种压力中迅速改变打法。叶飞没有把部队固定在一处同日军硬碰，而是把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交替使用。白兔、高庙、宝埝、下蜀、龙潭、延陵等地的作战，逐渐让六团熟悉了苏南战场：机会合适就迅速出手，情况不利便及时转移。
当时六团的物质条件并不好。1939年5月，陈毅回顾六团前一年冬天的情况时，专门提到过部队生活困难，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甚至用破棉絮裹脚。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支装着枪支、弹药、粮食和被装的日军运输队，诱惑当然非常大，因为缴获一次，就能缓解不少实际困难。
可也正因为如此，看到辎重目标时更不能头脑发热。敌人知道抗日武装缺什么，也会研究对手常用什么打法。真正成熟的伏击，不只是挑一段好路，把部队埋伏进去，更重要的是弄清楚目标背后有没有第二层安排。一个看似唾手可得的车队，有时候恰恰可能是最危险的诱饵。
12月23日，叶飞所部正式归入新四军第一支队建制。到这时，这支来自闽东的部队已经逐渐适应江南敌后的环境。过去在山地形成的机动、隐蔽经验被保留下来，同时又开始学会利用村庄、河流、公路和交通线作战，行动越来越灵活。
这段经历也让人看到，敌后战争比单纯比较枪炮多少复杂得多。侦察人员能不能看准，群众能不能及时送出消息，部队能不能保持隐蔽，指挥员在情况突然变化时敢不敢修改原方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整支部队的安全。
到了1939年5月，叶飞又率部从茅山向东发展，同当地抗日武装会合，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继续活动。此后部队向苏州、无锡、常熟一带推进，6月夜袭浒墅关火车站，把作战范围进一步伸向宁沪铁路附近。相比刚到苏南时，他们对河网平原地区的作战已经熟悉得多。
这种变化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刚进入茅山时，六团连如何在开阔地区宿营、怎样设置警戒都得重新研究；几个月后，他们已经能够利用夜色、村庄和复杂交通主动寻找战机。每打一仗，都在补上一块经验；每遇到一次险情，也会提醒下一次行动不能照搬旧办法。
那次伏击所留下的意义，因此远不只是“撤退”两个字。勇敢只能解决敢不敢打的问题，情报和判断却决定这场仗到底该不该打。原来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及时停下来重新判断，并不意味着畏缩，而是把有限的兵力留到真正有把握的时候使用。
回看1938年叶飞所部进入苏南后的这段历程，更值得记住的是一支部队怎样在陌生环境里重新学会作战。从闽东山地到苏南河网，从被动遭遇到主动寻找战机，第六团靠的并不是某一种固定战术，而是在一次次实际较量中调整自己。
战场从来不会完全照着计划走。一封急电、一条道路、一处异常动静，都可能让局面突然翻转。能打仗不仅要敢抓住机会，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收手。最成熟的指挥，有时不是把已经举起的枪打响，而是在危险真正靠近之前，看清变化，把部队完整地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