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国中将廖汉生到成都军区办事，特意见了向轩，当得知向轩行政待遇16级时，他气坏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贺老总的外甥！”
廖汉生真正恼火的，其实不只是“十六级”这三个字。
1979年，他到成都军区办事，提出想见一个人。这个人既不是什么军区主官，也没有显眼的职务，只是在成都基层人民武装部门工作的向轩。工作人员也许觉得奇怪，可廖汉生心里很清楚：这个名字，他忘不了。
见到向轩以后，两人聊起这些年的情况。向轩还是过去那个性子，话不多，问到工作就讲工作，问到生活也只说过得去。直到廖汉生知道他的行政待遇仍是十六级，脸色一下沉了下来。
他当场对陪同人员发了火：“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贺老总的外甥！”
乍听之下，这句话像是在强调向轩和贺龙的亲属关系。可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把事情看浅了。廖汉生之所以情绪这么大，是因为他知道向轩不是靠着“贺龙外甥”这个身份走进革命队伍的，他自己就是从死人堆和长征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向轩192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两岁那年，母亲贺满姑牺牲。幼小的他还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就已经失去了母亲。后来照顾他的贺英继续在湘西一带坚持斗争，这个孩子也就在枪声、山路和游击队伍里慢慢长大。
1933年，向轩只有7岁。这一年，贺英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年幼的向轩随后进入红军队伍，他的革命军旅经历由此开始。也正是在那个阶段，廖汉生已经认识了这个孩子。几十年后再见面，廖汉生眼前这个五十多岁的基层干部，在他的记忆里仍然是那个跟着红军奔走的小娃娃。
所以有一个时间必须分清。
向轩7岁参加红军，但他参加长征时已经9岁。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时，向轩随队踏上长征路。一个今天还在小学读书的年龄，在那个年代却已经要和成年人一样赶路、宿营、躲避敌军，有时还要承担通信任务。
长征不是一场单纯的远距离行军。
一路有围追堵截，有饥饿，也有伤病。雪山上的寒冷、草地里的泥泞，对身体强壮的成年战士都是巨大考验。向轩年龄小，腿短，体力也不能和成年人相比，但队伍不可能因为他是孩子就停下来。
他只能跟着走。
那些经历后来成为向轩一生很少主动提起的往事。他没有把“九岁长征”当成向别人索取照顾的资本，因为和他一起走过那条路的人中，有不少人再也没有回来。
长征结束，并不意味着战争离他远了。
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连而来，向轩一直留在部队。真正给他身体留下终身痕迹的，是战场上的一次重伤。1948年荔北战役期间，他在作战中严重负伤，右眼受到重创，身体还被弹片击中。
有的伤口可以长好，有些东西却永远留了下来。
他的右眼因此留下残疾，体内还有弹片没有完全取出。此后的几十年里，天气变化、身体劳累，都可能提醒他：战争早就结束了，可战争留下的东西没有完全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向轩仍然在军队工作。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上校。此后随着军队和地方工作的调整，他转到相关岗位。到上世纪70年代末，向轩担任成都西城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职务不算高，他也没有为此四处诉说。
这恰恰是廖汉生最难接受的地方。
廖汉生和贺家有很深的历史联系，他本人也是从湘鄂西革命斗争中走出来的老同志。向轩小时候经历过什么，他不是几十年后听人转述才知道，而是对那段历史有直接了解。
因此，当“行政十六级”摆到面前时，他想到的绝不会只是一个级别数字。
他想到的是，一个1933年就参加红军的孩子，一个9岁跟着队伍长征的人，一个在解放战争中负过重伤、右眼留下残疾的老兵，几十年后仍然在基层岗位工作，而他的待遇是否真正对应了那段经历？
“贺老总的外甥”这句话，也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说出来的。向轩本人反倒平静得多。
他这些年很少主动谈个人要求。与许多革命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一样，他衡量自己生活好坏的尺度，并不是“别人比我高了几级”，而是自己活了下来，能够看到战争结束，能够过上安定生活。
这种心态不是一句“淡泊名利”就能概括的。
因为他从小见过的死亡太多了。母亲没有陪他长大，贺英也牺牲在战斗中，长征途中还有年轻战友倒下。等到自己活过半生，再回头看那些没有走到和平年代的人，个人待遇自然就被他放到了后面。
但个人不争，不等于组织不需要重新衡量。此后，向轩的资历、伤残和革命经历得到进一步考虑。1982年12月，他按照副军职待遇离休，后来在成都生活。
一个人究竟该怎样被记住，有时不能只看他最后坐在哪个位置，也不能只看档案里写着什么级别。向轩后来只是一个并不显眼的基层干部，可把时间向前推四十多年，他曾经是长征队伍里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
和平年代到来以后，那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普通老兵，也需要得到与经历相称的尊重。向轩自己不争，是他的选择；历史不能因此把他的付出写轻。一个7岁进入红军队伍、9岁参加长征、又在战场上留下终身伤残的人，真正沉甸甸的从来不是行政级别，而是他走过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