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紧急密报！聂荣臻神色大变找周恩来，钱学森遇致命危机
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西北戈壁突然传出一声巨响。一枚墨绿色导弹离开发射架，朝着远方飞去。十多分钟后，消息传回指挥所：弹头落进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区。
把时间往前推几个月，局面远没有这么轻松。那时中国导弹工业刚起步没几年，发动机、控制系统、材料、仪器、地面测试，几乎每一个专业都在摸索。许多科研人员刚从大学、部队和工厂调来，经验谈不上丰富，真正能独立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并不多。
中国并不是毫无准备。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承担起重要技术工作。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后来苏方提供了P-2导弹样品以及部分技术资料。中国科研人员开始学习、消化，并着手仿制，代号“1059”的工程就这样一步步推进起来。
但钱学森很早就意识到，只会照着图纸生产远远不够。图纸告诉你零件是什么形状，却未必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设计；样品能拆开研究，也不代表出了故障就知道问题在哪儿。如果始终停留在模仿阶段，一旦外部帮助停下来，整个工程随时可能卡住。
进入1960年，中苏科技合作迅速恶化。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不得不把外援可能中断的风险迅速上报，周恩来又长期关注重大科研和工业建设。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已经变了：不是还能得到多少帮助，而是专家突然离开后，这套刚起步的导弹工程能不能接得住。
最担心的事情很快变成现实。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决定撤回在华全部专家。7月25日又进一步通知，从28日起开始撤离，并计划在9月1日前基本完成。短短一个多月，1300多名专家陆续离开，导弹研究领域里的苏联专家同样撤走。
压力一下子全落到中国自己的科研人员身上。以前遇到某些问题还能找专家商量，现在只能自己分析；有些资料并不完整，有些设备和工艺还没有完全吃透。更困难的是，那几年国内物资紧张，精密仪器、电子元件和特殊材料都不宽裕，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同样艰苦。
钱学森面临的所谓“致命危机”，已经不是一道公式解不出来那么简单，而是整套工程会不会断掉。导弹是典型的系统工程，发动机再好，控制系统不可靠照样飞不准；结构做得再结实，测试不过关同样不能发射。任何一个小环节，都可能拖住整个型号。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的作用更加明显。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天才”身上，而是强调总体设计，把动力、控制、结构、材料、测试等不同专业真正组织起来。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等一批骨干承担起更重的责任，一批年轻技术人员也被推到一线。
聂荣臻采取的思路同样很明确：专家可以走，队伍不能散；资料不够完整，就靠自己的科研人员补；设备不足，就组织国内工厂和研究单位想办法解决。过去依靠外部指导完成的事情，现在必须尽快变成中国自己能够掌握的本事。
“1059”由此成了一场真正的考试。这种导弹是在苏联P-2基础上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但所需材料、生产制造、装配测试和最终发射，都需要中国自己的队伍完成。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研制并没有因此停下来，而是继续向最后的发射阶段推进。
这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图纸上的尺寸看得懂，不代表工厂一次就能加工合格；某个零件单独测试没问题，也不代表装进整枚导弹就一定可靠。科研人员只能反复检查、反复试验，发现问题就重新设计或返厂加工，很多质量控制经验就是这样一点点摸出来的。
到了11月初，“1059”终于被送上酒泉发射阵地。11月4日，聂荣臻抵达基地。第二天清晨，钱学森等人进入指挥岗位。上午9时，导弹点火升空，最终命中预定目标区。此后12月6日和16日，两枚后续试验弹也先后取得成功。
这枚后来被称为“东风一号”的导弹，仍然带有明显的仿制性质，它并不是中国完全独立设计的第一种导弹。但它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中国在外援突然中止之后，仍然依靠自己的队伍，把制造、装配、测试和发射这一整套流程完整跑通了。
1962年3月21日，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首次飞行试验没有成功。科研人员重新查找原因，修改设计，进行大量地面试验。直到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终于成功飞行。
从这段经历也能看出，1960年的难关绝不仅仅是一次“断供”。更深的一层，是中国导弹事业必须完成一次能力转换：从有人指导着干，变成自己知道为什么这样干；从遇到问题等答案，变成自己找到答案。
钱学森真正留下来的价值也不仅是一枚导弹。他帮助建立的是一整套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方法：总体设计牵引，各专业相互配合，用试验检验设计，再从失败里找原因、改问题。科研院所、工厂、试验场和技术人才慢慢连成一张完整的网。
回头再看1960年，东风一号能够升空，意义远远超过一次发射成功。外部技术合作可以让一个国家起步更快，却无法替代自身能力。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决定一个工程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不是手里还剩多少外国图纸，而是有没有一批已经学会自己解决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