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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案或迎重大转折,辩方痛批国际刑事法院检方“移动目标”式指控,要求重新提交

杜特尔特案或迎重大转折,辩方痛批国际刑事法院检方“移动目标”式指控,要求重新提交全部文件,案子立了也不算数?三项危害人类罪、几十起谋杀例证,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法律程序漏洞这下藏不住了?




9月2日菲律宾《共和国报》披露,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已正式向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庭提交动议,要求检方重新提交一整套完整的指控文件,称当前的指控模式是典型的“移动目标”,根本无法开展辩护准备。






这份标注日期为8月31日的11页动议,由杜特尔特的首席辩护律师彼得・海恩斯提交。动议指出,目前检方提交的指控文件,没有围绕明确的罪名对应固定的事实





。而是用“示例性、非穷尽”的案件罗列方式,把几十起谋杀案归在三项危害人类罪的条目下。检方既没有说明这些案件是不是全部的指控依据。






也没有明确到底要证明多少起案件才能定罪,甚至就在动议提交当天,又新增了8起案件,让指控的案件总数从49起涨到了57起。





辩护团队在文件里直接点明问题的核心:按照检方的逻辑,他们列出的案件只是例子,后续还可以随时补充更多案件,甚至声称相关行为还涉及“数百起”市长任期内的谋杀、“数千起”总统任期内的禁毒战争死亡事件。






这意味着杜特尔特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为多少起案件辩护,检方的指控范围可以随时扩大,就像一个一直在移动的靶子,辩护方根本没法瞄准准备。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67条,被告人有权详细知晓对自己指控的性质、原因和内容。辩护方认为,检方当前的指控方式直接违反了这一条款。





距离原定11月30日的开庭只剩不到三个月,杜特尔特一方连自己要应对的指控边界都没法确定,更不用说制定辩护策略、调取对应证据了。





这里需要先理清检方的三项指控具体是什么。据国际刑事法院此前公开的起诉书,三项罪名均为危害人类罪下的谋杀罪,时间跨度覆盖杜特尔特的两段任职期:第一项是2013年至2016年他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涉嫌与19起死亡案件有关。





第二项是2016年至2017年担任总统初期,涉嫌针对14名“高价值目标”的死亡案件;第三项是2016年至2018年。





涉嫌针对普通吸毒者和毒贩的批量死亡案件。2026年4月,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已经确认了这三项指控,将案件正式移交审判庭。






在我看来,辩护方这次打的是典型的程序牌,而且精准戳中了检方的一个模糊地带。在国际刑事法院过往的案件里,大多是明确列出全部指控的具体事实。






对应每一项罪名的构成要件,像这种用“非穷尽示例”的方式打包指控,确实比较少见。检方这么做的原因也不难猜,杜特尔特禁毒战争涉及的死亡人数太多,全部一一列出来工作量极大。






而且很多案件的细节和证据还在补充,用这种方式可以先把框架立起来,后续再慢慢填充。但站在辩护的角度,这种做法确实剥夺了被告的知情权,相当于让被告对着一个范围不确定的靶子辩护,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再往深一层说,这个动议也是辩护方的拖延策略之一。杜特尔特今年已经81岁,身体状况一直是争议焦点,此前他的团队就多次以健康为由申请保释,都被法院驳回。






现在从程序问题入手,只要法院受理这个动议,甚至要求检方重新提交文件,原定的开庭时间就必然会推迟。拖的时间越久,对杜特尔特一方就越有利,无论是身体状况的变数,还是菲律宾国内政局的变化,都可能带来新的转机。







说到菲律宾国内政局,这个案子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2019年菲律宾正式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当时杜特尔特政府认为法院没有管辖权。






但国际刑事法院坚持认为,调查在菲律宾退约前就已经启动,而且涉案行为发生在菲律宾还是成员国期间,因此有权继续审理。






菲律宾现任马科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一方面没有强行干预司法程序,另一方面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作为现任副总统,一直公开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是“法律武器化”,是外国势力干预菲律宾内政。






就在9月4日,菲律宾当地法院还对莎拉下达了逮捕令,罪名是严重威胁,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博弈显然还在持续发酵。






杜特尔特从2025年3月被捕到现在,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半。从管辖权异议到保释申请,再到这次的指控文件异议,辩护团队一直在用各种程序手段推进诉讼。





81岁的老人能不能撑完整个审判过程,这场横跨菲律宾国内政治和国际司法的较量最终会走向什么结果,现在没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