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36）还有收编伪军，也是复员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都设有名目繁多的伪军，诸如“建国、绥靖、皇协、和平建国、人民自卫、兴亚、剿共”等皆是。此外还有察、绥方面的伪蒙古军、绥西联军等，总计五十一个单位，共约六十余万人。

处理伪军的办法，陆军总司令部主张遣散留用均可。在军事委员会联合业务会议中，对此曾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大概的情形是这样：

军令部刘次长意见：
一、何兼总司令所订之办法有欠彻底，第一有给予而不足用，第二名义似给予又未真正给予，将招致伪军之惶惑疑惧，恐为共党所乘所用；

二、处理伪军似应把握三大原则：
根本原则，一律编遣，目前安其心理之一切办法，均属临时与过渡性质；
为备将来政府明令编遣，仍不失信用起见，给名义一层，目前全由何兼总司令及战区给予，中央不直接办理；既经给予名义，则发伙食不发薪饷之办法，似不合理，仍须核实发给给予。

军令部张厅长意见：
一、伪军应一律遣散，本人所知，伪军不但不能帮助各战区维持交通，且须派队予以监视；
二、若留用，一旦时局变化极易集体变为共党，腐化分子即共党亦未必乐用；
三、国家抗战军官，尚在编余，而伪军新近发表总司令及军长者多人，精神影响，至为不良。

铨叙厅钱厅长意见：
一、就人事立场言，收用伪军军官，于情、于法、于理，均有未合。任伪组织之军官学生及派往日本之士官生，有知识而无灵魂，岂能谓为择优录用？
二、抗战编余军官，尚难圆满安置，何能安插伪军军官？陆军总部所定收容办法，似可废除，仍应一律遣散。

伪军应一律遣散，实为当时正义所归及众议咸同之主张。那时我以军政部部长立场，自然也主张遣散。当日本宣布投降之初期，伪军多以保持身家性命为已足，若能及时遣散并不困难；其后恐惧心理已去，反多奢望，遣散倒成了问题。后来军政部为顾及已成事实，规定处理伪军办法：以全部编遣为原则，但因事实需要，得采过渡办法。

实施结果，在长江以南第三、六、七、九各战区及二、三、四各方面军范围内，计有伪军约二十万人。因秩序大体底定，均依照原则一律编遣。

在长江以北第二、五、十一、十二等战区，约有伪军四十二万三千余人，除已编遣二十万人外，其余未及编遣，而共党势力坐大。又东北方面亦保留有一万五千余人未编遣。

至对于伪军军官，则分“甘心附共”、“投机两可”、“被迫胁从”、“奉派策反”四种，予以应得之奖惩。

戡乱失败，有人谓编遣伪军也是一个原因，因而归罪于我。其实此事之处理经过，有如上述，我个人对此问题，不愿多所申辩。

以下再谈接收。
在国境之内，对侵略敌人抗战历时八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经过长期抗战，终于获得最后胜利，则更是史无前例之事。

胜利之突然降临，我们应如何接收这胜利的果实？成为当时最大的一个难题。
大体说起来，接收是分党、政、军三个方面进行的。因为事先一无准备，临时又调度失宜，再加上用人的失当，所以接收接得一塌糊涂。其甚者，接收变成了“劫搜”，只弄得天怒人怨，为中外所不齿。

办理接收人员事权之混杂，职责之不分明，是我们办事颟顸最大的明证。我记得为了保护泰国的华侨，就有军委会、军统局、海外部、三青团、第四战区、广东省政府六个单位，均曾派人前往。大家言行互异，步调各殊，简直不像是一个政府派去的人员。

至于物资接收过来，不知利用，却无形加以冻结；工厂接收过来，不能开工，却造成严重失业现象。加以通货泛滥，金融紊乱。以上海一隅而论，接收不及三月，而物价波动之剧烈，有过于重庆之八年。全国骚动情形，可想而知。

因为接收接得太不像话，以致当时街头巷尾流传有“人心思汉”（汉谓汉奸），“收复失地，丧尽人心”等语。可怜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最后却带来了一场“胜利灾难”。

这些话听来当然使人扫兴，然而却不能不承认这是眼睁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