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醒读了三联和南方两篇纪念何勇的文章，比起失望，更多是遗憾。

三联的这位作者挺坦诚，承认自己对何勇属于一知半解，叙事视角也确实很显得浮于表面：谈谈他的父亲、他的爱情、他的精神疾病和94红磡——将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再转述一遍，便一篇终了。

南方人物周刊的这篇相对丰满一些，除了上述这些绕不开的话题，还追忆了一些“后魔岩”时代的故事，带着一种英雄迟暮的悲悯和怆然。但我其实不大喜欢这种视角，就像这么多年人们每次提到何勇，视线仍不由地聚焦在他自己定义的“疯”字上，然后唏嘘慨叹一番。当我们站在这个人人生的终点，去回望他的一生，我们应当更多地意识到以他为代表的“反叛”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意义，他的痛苦源于对热爱的偏执，源于理想与现实的极大落差，源于与这个世界无法达成的和解。

但我不能苛责这些记录者，一个后半生几乎大隐隐于市的人可考的“史料”本就不多，那些激烈的愤怒与批判也已经物理消亡在了公共文化平台，而执笔的文字工作者们也许比我还年轻。

和年轻人讲“过去的事情”，是很容易“登味满溢”的一种行为。于是沉默着，沉默着，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