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现实的一段话："如果你有退休金，还有三四十万存款，那听我一个建议：第一要做的事，不是到处旅游、坚守老家，而是在离子女近的地方重新谋生，趁早把人生暮年安顿好。
晚年最大的悲哀，是儿女在地球那头，你在地球这头。中间隔着千山万水，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不添麻烦，将来就是大麻烦。"

人老了，钱不是底气，离得近才是。

中国近代有个男人，叫张恨水。他是"民国第一写手"，一辈子写了三千多万字。他的小说，从《金粉世家》到《啼笑因缘》，家家户户抢着看。他靠一支笔，养活了三个妻子、十三个孩子，在北京买了大宅子，成了文坛首富。

可就是这样一个把"家"写得比谁都好的人，晚年却差点把自己活成了孤魂野鬼。

张恨水的老家，在安徽潜山。他十六岁离开，以后再也没回去长住过。前半生，他走南闯北。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哪里稿约多，他就往哪里扎。他以为，作家嘛，笔在人在，四海为家。
可他忘了，笔能写字，写不了陪伴。

1949年，张恨水五十四岁。中风了。偏瘫。右手抖得握不住笔。对于一个一天不写就手痒的人来说，这比死还难受。他躺在重庆郊外的医院里，身边只有二太太周南。大太太远在安徽老家，三太太带着几个孩子在成都。三个孩子，三个地方，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周南一个人，要照顾病人，要带孩子，要应付柴米油盐。她给大太太写信，说老爷病了，您能不能来搭把手。信寄出去，石沉大海。不是大太太不想来，是山高路远，她一个裹过小脚的老太太，连县城都没出过。

张恨水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他想写字，右手不听使唤。他想说话，舌头打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睁着眼睛，等。等谁来？他不知道。

三个月后，病情稳定。周南做了一个决定：回北京。她说："北京有老熟人，有老关系，最重要的是，离孩子们近。"张恨水不说话。他一辈子自己做主，这次却像个孩子，被周南搀着，上了北上的火车。

回到北京，张恨水住进了旧居。房子还在，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可人气散了。大儿子在上海，二儿子在天津，三儿子在石家庄。最近的，也得坐火车大半天。周南每天买菜做饭，伺候他洗漱。张恨水能慢慢走路了，就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圈。一圈，两圈，三圈。石榴树结了果，没人摘。熟透的石榴掉在地上，裂开了，籽儿红得像血。

1952年，张恨水六十七岁。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搬家。搬到北京西郊的砖塔胡同。
为什么选那里？因为离二儿子张二水最近。张二水在天津教书，周末能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回来。
搬家那天，张恨水站在新家门口，拄着拐杖，看了很久。房子很小，是个四合院里的西厢房。院子挤，邻居多，吵吵闹闹。跟他以前的大宅子没法比。

可他笑了。他说："小好，小才聚气。"
周南不明白。她问："老爷，您这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怎么甘心住这种地方？"
张恨水没回答。他只是指着门口的小路说："你看，这条路直通火车站。二水周末回来，不用转车，不用问路，下了火车走二十分钟就到。"
周南愣了一下。然后她懂了。
张恨水不是选房子，是选距离。他选的不是体面，是有人能推门进来，喊一声"爸"。

搬到砖塔胡同后，张恨水的生活变了。他不再想写字的事，右手反正也写不了。他开始做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等。
等礼拜五。等张二水推门进来。等那声"爸，我回来了"。
张二水每次回来，都带一兜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张恨水不爱吃包子，可他每次都吃。咬一口，嚼很久，咽下去。他说："二水买的，香。"
其实包子早凉了，皮也硬了。可他吃得慢，吃得认真，像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
周南看在眼里，背过身去擦眼泪。她知道，他吃的不是包子，是有人惦记他的证据。

1958年，张恨水七十三岁。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要人扶，吃饭要人喂，夜里常常咳醒。周南也老了，一个人扛不住。
张二水每个周末回来，帮母亲给父亲翻身、擦身、喂药。他不在的时候，张恨水就盯着门口看。门帘一动，他眼睛就亮。不是二水，是邻居家的猫，他的眼神又暗下去。

有一次，张二水临时有事，两个礼拜没回来。张恨水不吃饭。周南哄他，他不听。他说："二水是不是不回来了？"
周南说："回，下礼拜就回。"
他说："下礼拜太远了。我等不了那么远。"
那句话，周南记了一辈子。她后来跟张二水说："你爸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福都享过。到老了，他就怕一件事——远。你离他远，他就慌。你离他近，他才踏实。"

1967年，张恨水八十二岁。春节前夕，他走了。走的那天，张二水就在床边。他握着父亲的手，那双手曾经一天写一万字，如今瘦得像鸡爪，冰凉。
张恨水最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他说："二水，近，好。"
张二水没听懂。他以为父亲糊涂了，在说胡话。直到很多年后，他自己也老了，儿女在国外，一年见一面，他才忽然明白父亲那句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