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初年，朝堂对致仕年龄再次调整，要求官员年满七十方可申请退休。可清代彼时国人平均寿命不足五十岁，能够活到七十岁的本就寥寥，即便达标，最终能否顺利致仕，依旧由皇帝决断。一品满汉大臣的退休时间、品级优待、还乡安排、荫及子孙，全部需要单独降旨裁定，既定制度随时可以被帝王意志搁置。

退休金的购买力，更能看清这套制度的局限。常说的年五十两退休金，在不同时期购买力浮动明显。乾隆年间，一两白银约折合如今260余元，五十两大约一万三千余元；晚清银价下跌，折算后大约七千五至一万一千元。若以粮价核算，康乾时期五十两可达两万两千余元，光绪年间也有约一万六千元。

这笔银两，对于底层百姓已是巨款，但对比官员在职收入落差极大。七品知县在职时，每年养廉银可达四百至两千两，是正俸的十倍乃至数十倍，而一旦休致，养廉银、恩俸尽数取消，仅剩微薄俸银，收入断崖式下滑。纪昀曾在《阅微草堂笔记》记录旧人往事，有年老胥吏退休之后贫寒无依，最终冻饿而亡。

清代的致仕制度搭建起基础框架，承认老臣应当休养赡养，却藏着鲜明的不公。高官享有特例优待，中下级官员层层受限，很多人熬到年老，或是难以获准退休，或是休致之后生计窘迫。一纸制度门面之下，是无数基层官员晚年难以言说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