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过老同学地摊，随手拿起一幅烂画打开。只一眼，他脸色大变，赶忙花3块钱买下，谁知几年后联合鉴定：此乃全世界仅存两幅的成吉思汗画像！

1952年的北京，西单北大街刮着秋风。

路边的旧货摊一个挨着一个，吆喝声起起伏伏。

史树青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前走。

脚步停住的时候，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路边蹲着个女人，面前铺一块发白的蓝布，摆着三四卷旧画。

女人穿一身素布衣裳，不招揽客人，只低着头绞衣角。

史树青把自行车支在路边，蹲了下来。

女人抬起头。四目相对，两个人都愣了。

是崔月荣，他的小学同学。

十几年没见，竟在这样的地方遇上。

他没问缘由。成年人的难处，不必问出口。

目光落在最外面那卷画上。

绫边磨得起了毛，轴头是老木头，包浆很厚。

他伸手拿过来。

指尖碰到纸边，糙糙的，有桑皮纤维的颗粒感。

这种纸，元代以后就很少见了。

慢慢展开画卷。

画里老人头戴白貂皮帽，须发皆白，长胡子垂到胸口。

脸盘宽阔，鼻梁高挺，眼神很深，像结了冰的湖面。

史树青的呼吸顿了一下。

眼镜滑下鼻梁，他也没抬手去推。

目光移到右上角。

一行小楷，墨色发淡却周正：太祖皇帝即成吉思汗讳帖木真。

他手指攥紧了画轴。

翻到背面，左下角盖着一方朱红大印：大元内府图书之印。

印泥沉着，渗进每一道纸纹里，边缘晕得自然。

仿品做不出这样的痕迹。

他压着声音问，这画卖多少钱。

崔月荣摇摇头，说男人卧病等着钱抓药，您看着给个价就行。

史树青翻遍全身上下。

一共三块钱。

他把三张纸币递过去。

崔月荣接过来，塞进贴身口袋，连数都没数。

史树青小心卷好画，抱在怀里。

骑上自行车，他蹬得比往常快很多。

他知道这画不一般，却还不敢断定，这就是元代原作。

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从没画过像。

草原习俗，画像要摄走灵魂。他一辈子没让画师站在面前落笔。

他死后，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

至元十五年，太庙建成。

忽必烈召宫廷画师和礼霍孙进宫。

朝中老臣你一言我一语，描摹太祖的样貌。

忽必烈坐在一旁，时不时补充一句。十二岁那年祖父去世，那张脸他记了三十多年。

和礼霍孙画了改，改了画，整整三个月。

画成那天，忽必烈站在画前，站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这张画像从此挂在太庙里，是大元官方认定的成吉思汗唯一的脸。

元朝灭亡，宫里藏品散了一地。

这卷画几经辗转，民国初年到了北洋官员陈宦手里。

陈宦去世后家道中落，画被锁进箱子，落了一层又一层灰。

没人知道箱子里装着国宝。

1952年，崔月荣为给丈夫筹医药费，翻出旧画摆到了西单街边。

然后就遇上了史树青。

画带回家，史树青研究了很久。

服饰、冠帽样样都和《元史·舆服志》对得上。

可他没敢声张。这事儿太大了。

又过几年，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

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都是当时文物界的顶梁柱。

画平摊在铺着白绢的长桌上，自然光柔和落下。

每人一把放大镜，依次上前细看。

房间里很静。

张珩最先直起身：纸是元代桑皮纸，这个错不了，手艺明清就失传了。

谢稚柳接着点头：典型元代宫廷肖像画风，线条沉，用墨厚，仿不出来。

启功指着那方印：看这印泥渗化，是当年盖在绫裱上的痕迹，仿品做不到。

最后徐邦达做了结论：这就是至元十五年，和礼霍孙奉诏绘制的成吉思汗御容原作。

一锤定音。

全世界系统传承下来的成吉思汗御容真迹，一共只有两幅。

一幅就是这张元代原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

另一幅是明代宫廷临摹本，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七百年时光，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多少东西都没了。

这张薄纸，居然一路走了过来。

从元大都的太庙，到蒙古王府，到深宅杂物间，最后到北京西单的街边。

三块钱，一递一接。

完成了最传奇的一次相遇。

后来史树青把画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他说，这样的东西，不该属于某一个人。

现在这幅画躺在恒温恒湿的展柜里。

每年很多人站在玻璃前，看那个白胡子老人。

他们知道这是成吉思汗。

可大多不知道，这张画曾以三块钱的价格，摆在喧闹的街边。

也不知道，一个路过的教授，只是弯腰伸了伸手，就把一段差点湮没的历史，重新捧回了世人面前。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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