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石璋如回忆 我的家乡 十七

家乡民间信仰与社会经济组织 三

民初基督教、天主教的势力还没进来山上，大概要到民国二十几年以后，基督教才在马家场搭棚传教，传教士趁很多人来逛庙会的时候前来传教，庙会散了之后还留下来继续传教。乡下人看热闹就散了，彼此互不侵犯，没有发生冲突。传教士后来也会在农暇时来传教，民家不肯租房子给他们，就只能暂住棚内一段时期，后来大概只有少数几家入教，传教士也就离开了。这个村庄就保持它原来传统的面貌，改变并不大。不过，民国二十年以后我就离家未归，所以也不清楚改变与否。

说到祖宗的崇拜，凡是大姓李、石、王、刘、孙都有大小不等的祠堂，像王家还有两处。普通的祠堂有一个临街，入门仅少数才有厢房，后殿是拜祖宗的地方，少数还有后楼。有些祠堂只留大殿，将临街处出租做生意。大殿放的是祖宗牌位，有官爵的先祖还特别有单一注明姓名的牌位，平常的人就只有大的牌位，例如说我们石家祠堂就放着“石氏宗族之位”，在春节上坟拜庙，请出神主牌位祭祀迁居偃师的历代祖宗，之后再收起来。不清楚先人情形时得参考妥为收藏的族谱，其上清楚记载各代分支繁衍，原则上以男丁为主，太太只有“某氏”之名，女儿不入族谱。男子到一定年龄（成丁）时，族内就以其谱名入谱，谱名与姓名不尽相同。结婚后就会分支。各姓也自有辈分排行，比如说我儿子石磊在族谱中是“德”字排行，我的孙子是“景”字排行，从我们上一代开始用五字诗排行：“西木德景富”，再下来就已经记不得了，或许故乡同宗还有记录。

东蔡庄内大概有二百多户，但是因为分家的关系，户内人数并不多。因为生产力有限，不少村民到外地讨生活。石家算是大姓，另外还有李、韩、刘等大姓，大概有几百人。很特别的是现在东蔡村没有姓蔡的，从前马家街很多姓马，后来因为马家街的房子多转手了，现在马姓人家少了，人口也少，有一家还绝了嗣。

东蔡庄，有人称东寺庄，西蔡叫西寺庄，其实当地无寺；南蔡庄无庙，也无蔡姓人家。王姓则分为南王（在南边）、西王（在西边），支系不同，都很穷，没有什么势力。相比之下，石李韩刘等大姓就算是财主了，不过像我家在分家之前虽然算是首户，也只有两顷地，并不算有钱，分为三家之后家势更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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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山东、山西基督教传播兴盛，而民国河南发展偏弱的原因（结合石璋如偃师回忆）

石璋如回忆录写偃师：民国二十几年传教士才来，只能庙会搭棚布道，老百姓不肯租房子，最后只有寥寥几户入教，民教大体相安，但很难扎根。

1、山东：口岸开埠早，救灾+教会学校医院铺开

山东有烟台、青岛通商口岸，传教士很早就登陆，铁路网方便深入内地。丁戊奇荒大饥荒，教会大规模赈灾，拿粮食、医药吸引底层百姓，同时大量办教会中小学、医院，形成完整体系，很多村庄整村入教 。


2、山西：大饥荒带来传教黄金窗口，出现本土本土教会领袖

山西同样遭遇丁戊奇荒，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拿着赈灾物资下乡，饥荒活不下去的民众大量接触基督教，还诞生席胜魔这样的本土中国籍教会领袖，本土信徒带动周边乡里，不只是外国传教士单打独斗 。


3、河南为什么民国时期发展弱？

①本土乡土组织极其强大，挤压教会生存空间


老百姓遇到灾荒、困难，首先找社头、祠堂，民间互助已经闭环。不像山东部分地区，没有这套成熟的地缘互助组织。基督教很难切入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祭祖、庙会酬神是全村头等大事，基督教排斥祭祖，和整套乡土习俗直接冲突。

②差会投入晚、资源少，缺少通商口岸支点

偃师的传教士只能庙会搭棚，租不到民房，没有固定教堂、没有医院学校这种吸引民众的实体，只能短暂宣讲，很难留住信徒。

③战乱匪祸连绵，社会动荡，传教风险极高

民国河南兵灾、匪患反复，军阀混战，军队来回拉锯。传教士下乡人身风险大，不敢长期扎根乡村。山东山西相对而言，核心区域社会秩序更稳定，方便传教士长期驻点。

④饥荒红利没有被教会充分利用

河南同样大灾荒，但晚清、民国河南赈灾，更多是本土士绅、地方社团承担，教会介入的规模、力度远不如山东山西。山东山西是“拿救灾打开局面”，河南没有这个契机。

⑤宗族虽非大姓聚居，但民间信仰韧性极强

河南很多村庄是多姓杂居，不靠单一强宗族，但地缘“社”力量极强，代替宗族维持整套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