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被蒋介石免去一切职务，他不甘寂寞，花四千两黄金开办了一个轮船公司，之后又经营其他产业，成为有名的大商人。
 
免职令下达第三天，他搬出中统副局长那间带套间的办公室，秘书整理物品时，从保险柜底层翻出一个小铁盒。
 
铁盒里有十三家商号的股契和存单。
 
问题来了，离开中统之后，他凭什么开公司？
 
答案很直接，钱，还有过去积累的人脉。
 
被免职第七天，徐恩曾在上海华懋饭店看着长江航运图，最终决定拿四千两黄金办轮船公司。买地、办纱厂、开钱庄，他都考虑过，最后选了沿江航运，因为码头、仓储和运输更方便接触货物，也更容易调动旧关系。
 
他让老秘书周先生出面，去十六铺码头租泊位。码头经理一开始说泊位已满，要等三个月。徐恩曾没有争吵，只让老周提醒对方，民国三十一年三月，那名经理曾在宜昌替日本人递过一批药材，药材里夹着什么，对方自己清楚。
 
第二天，泊位就空了出来。
 
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和普通商人完全不同。徐恩曾当年安插在各处的人，后来成了他做生意时的通行证。每个人身上都留着一份旧档案，平时不动，需要时就拿出来施压。
 
这招能不能长期奏效？短期看，确实管用。船队开张头三个月，仅运输棉纱就赚了七百两黄金，徐恩曾也从饭店咖啡座搬进外滩一栋小楼，办公室窗户正对黄浦江。
 
他的公司很快不只运货。
 
三个账房管账，两个熟悉码头调度的人负责安排船期，还有一人专门经营西药。那时美军剩余物资中有部分盘尼西林流入市场，经徐恩曾的渠道转到内地，价格能翻五倍。
 
真正考验关系网的，是汉口那批价值两百两黄金的西药。
 
货物在江汉关被扣下，负责处理的人姓刘，以前在税务司任职，不认识徐恩曾，也不打算给这个名字面子。他要求按程序处理，押货伙计只能连夜发电报回上海。
 
徐恩曾没有派人硬闯，也没有直接找更高层的人。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封旧信，信中记录着刘管事三年前与烟土贩子来往的情况，然后让老周把信送到对方手里，再带去一句话。
 
自己不动对方的烟土账，对方也不要碰自己的药。
 
四天后，西药原封不动放行，刘管事还派车把货送到码头。老周回来后说，汉口那边想请老板吃饭，徐恩曾却没有答应，只说礼到了就行，人不一定要到。
 
这就是他的商业逻辑，关系不是用来交朋友的，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到第二年年中，徐恩曾手里已经有七条船、一间纺织厂和三处房产。上午处理账目，下午去跑马场，晚上参加商会应酬。过去在中统带过的行动组组长见到他，仍习惯叫徐局长，他马上纠正，对方应该叫徐老板。
 
从局长到老板，只差一个称呼吗？
 
表面看是身份变化，实际是他在主动切割过去。权力可以让人短时间打开局面，可生意要面对账目、货物、价格和现金流，不能只靠旧名头撑下去。
 
1947年底，物价开始快速波动。徐恩曾让账房把棉纱和五金库存全部卖掉，换成美金和港币。他每天看三份报纸，一份上海报纸，一份香港报纸，一份英文报纸，判断市场变化。
 
老周想再买两条船，他没有同意。他认为船停在江里会锈，资金放在香港银行里，至少更容易转移。
 
这个判断放在当时并不算多余。1948年，国民政府推出金圆券，试图稳定失控的货币局面，可市场信心已经出现裂缝。对商人来说，账面上的利润如果不能换成更稳定的资产，数字再大也可能迅速缩水。
 
当然，黄金和外汇也不是万能保险。船队需要货源，纺织厂要靠原料和工人，码头关系也会随着局势变化。徐恩曾能迅速做大，靠的是资金、运输渠道和旧关系同时发挥作用，少一样，结果都可能不同。把他的经历简单理解成有钱就能转型，也说不通。
 
1948年春天，税务局来查账，领头的人询问棉纱进出情况。徐恩曾当场打开保险柜，拿出三本旧账，表示每一笔货都有记录，可以慢慢核对。
 
等税务人员离开，他立刻订了船票。
 
这一次不是运货，是运自己。
 
接下来的动作很快，纺织厂机器折价卖给广东商人，轮船公司股份拆成五份，转到几个互不相干的人名下，外滩小楼提前结束租约。对码头旧部，他也没有公开召集告别，只在每个人家里放了三个月工钱，信封上只写名字，不写原因。
 
这说明他已经不再相信长期停留的安全感。产业可以转手，股份可以分散，人员可以安置，真正要保住的，是自己随时离开的通道。
 
最后一夜，他住在外滩小楼隔壁的旅馆。凌晨三点醒来，他站到窗边，看着江面上的船影。黄浦江没有变，可码头上的旗子已经换过几种颜色。
 
天还没亮，老周来叫他，去香港的船六点开。徐恩曾拎起皮箱，临走前看见床头柜里还剩半盒雪茄，想了想，没带。
 
船开出吴淞口，太阳升了起来。老周端来咖啡，问他以后还回不回来，他没有回答，只让人把窗户开一条缝。
 
说到底，他真正看重的始终不是哪一家公司，而是控制局面的能力。局面有利时，他可以经营七条船和一座纺织厂，局面不稳时，他也能卖掉机器、拆散股份，带着金条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