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出现过女子封侯的案例，哪些女性曾经拿到过朝廷爵位？

把女性的名字写进封侯文书，在汉代是需要说明的例外。爵制从设计之初就按军功逻辑运转，从公士一路到彻侯，默认主体是男性将领和功臣。

然而两汉四百年，这种例外确实发生过，吕后的妹妹拿到过封号，皇室公主持有命名封地，外戚家族的女性随族人受封时也获得了相应名号。

几条路径各不相同，走到这一步的政治背景，也相差颇远。

吕后当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汉代对女性爵封最密集的时期。

公元前188年，汉惠帝去世，吕后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史记·吕太后本纪》对这段历史有正式记录。

主政之后，吕后大规模封赏吕氏族人，男性家族成员分封为王侯，女性成员也通过各种名义进入了册封序列。

吕后的妹妹吕媭是开国功臣樊哙的遗孀，《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明确记述了她与吕后之间的亲密关系，称其为吕后最倚重的女性亲属之一。

吕媭在吕后当政期间获得了正式的封赐，对宫廷政治有实质影响，《史记》的叙述表明她曾介入若干重臣之间的政争。

把家族势力用制度工具固定下来，是那一轮封赏的实际用意。

男性封王封侯，女性获得对应封号，这套操作构成了完整的政治安排，并非单纯的宫廷情面。

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周勃、陈平等人随即发动政变，吕氏族人被清算，那批爵位一并撤销。女性那部分的文字记录，在随后的政治整理中更加残缺，具体细节已难完整还原。

皇室女儿进入封地体系，走的是另一套固定制度。

汉代规定，公主可以拥有汤沐邑，即从指定地区收取赋税、供本人支用的封地。

这不是偶发的宫廷赏赐，而是有规可循的制度安排。

汤沐邑的地名往往直接成为公主的称号，馆陶公主封于馆陶，平阳公主封于平阳，名字和封地直接挂钩，是两汉公主的通例。

公主一旦封地确定，对应的税收归属就随之确定，地方官府有义务向公主缴纳规定的钱粮，这套财政往来受朝廷法规约束，有一套实体运作的机制。

馆陶公主刘嫖，是这套制度里留下政治分量最重的一位。

刘嫖是汉文帝之女、汉景帝的姐姐，封地在馆陶，《史记》和《汉书》均有明确记录。

汉武帝刘彻能从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被立为太子，馆陶公主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她把女儿陈阿娇许配给刘彻，并向景帝大力举荐。

这一投资最终得到回报，汉武帝即位后，馆陶公主获封大长公主，在宫廷里的话语权远超一般宗室贵妇。

一个有封地、有独立财政来源、还能深度参与立储决策的女性，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侯"？汉代人自己大概也没法给出整齐的答案。

平阳公主是汉武帝的姐姐，同样以封地得名，《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提到，卫子夫最初就是在平阳公主家中被汉武帝注意到的。

卫子夫入宫之后，卫氏家族腾升，卫青积累战功，获封长平侯。

卫青封侯之后，守寡多年的平阳公主下嫁给了这位昔日在她府上做过骑奴的战功贵族。

《史记》记录了这桩婚事，没有多加评论。

一个持有封地的皇室公主和一个出身卑微的侯爵，两人的身份轨迹在那个时间点完全倒转，搭建地位的材料截然不同。

公主的汤沐邑和男性列侯的食邑，制度性质上并不等同。

列侯对封地有一定的行政管辖权，公主的汤沐邑侧重经济收益，不参与地方行政治理，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只收钱、不管事。

但能从指定地区独立收取赋税，在汉代政治格局里已经属于少数女性才有资格享有的安排。

外戚女性进入封号序列，靠的又是另一套逻辑。

后宫某位女性升至皇后或太后，整个家族随之受益，男性亲属封侯，女性亲属获得对应名号，这是汉代外戚制度的惯常结果。

《史记·外戚世家》对历次外戚荣衰有系统记载，涉及后族女性获得封号的记述不止一处。

汉武帝时期，卫子夫家族整体受益，卫氏女性成员也有相应名号赐予，但这部分在史书里留下的文字，远比卫青、霍去病的战功记录简略得多，部分人甚至没有留下完整的名字。

这种详略本身说明了一件基础的事，汉代女性进入爵制，依附于某个具体的政治关系，皇室血缘也好，外戚地位也好，一旦依附的关系断裂，封号随之失效。

吕后时期那批女性封号，随吕氏覆灭而消失；外戚女性的名号，随家族政治失势一并撤销，封号存续的时间，通常与依托的政治关系差不多长。

馆陶公主晚年，与汉武帝的关系趋于疏远，史书对她最后岁月的记录极为简略。

那个地方仍然叫馆陶，她的名字和那个地名，一起留在了《史记》里。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史记·外戚世家》《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
班固，《汉书·外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
翦伯赞 主编，《中国史纲要》（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