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离世后不久，当年负责她病情的医生面对镜头说出了实情：其实她的病原本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却让她放弃了治疗。
 

2003年12月30日凌晨，香港养和医院，一代歌后梅艳芳因肺功能衰竭离世，年仅40岁。
 
消息传出没几天，她的主治医生、养和医院肿瘤科中心总监张文龙在一次采访里说了那段让无数人揪心的话，其实她的病原本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却让她放弃了治疗。
 
这件事，就是她不肯切除子宫。
 
再看梅艳芳的病程其实给过她一扇特别宽的后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1年前后，她就被查出患有子宫颈癌，而且处于最早期的零期原位癌阶段，癌细胞还安安稳稳地待在上皮层里，没往下扎根，也没往外扩散。
 
张文龙医生后来多次向媒体强调，这个阶段的子宫颈癌，如果及时做局部组织切除，甚至干脆切除子宫，痊愈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换句话说，这病要是换个不怕死、或者没那么多牵挂的人，早就治好了，连疤痕都不会留一道。
 
可梅艳芳偏偏不是这种人。
 
当医生把病情摊开，建议她开刀割除子宫以杜绝癌细胞扩散时，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头。
 
她跟挚友说过那段后来被辗转记录下来的话，这一生最想被人爱，所以特别知道怎样去爱人，这么多年，最想的就是结婚生子，觉得做妈妈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如果切除子宫，肯定抱憾终生。
 
对一个4岁半就登台卖唱、父亲早逝、跟着姐姐梅爱芳在荔园游乐场唱歌挣晚饭钱的女孩来说，做妈妈这三个字分量太重了。
 
她穿别人旧衣服长大，被母亲推着上台赚钱，童年在她眼里基本等于工龄。
 
她曾亲口说，如果有机会再过一遍人生，十几岁前的人生就不要了，太苦了。
 
正因如此，她把建立一个幸福小家庭、生一儿一女看作命运对她童年欠债的补偿，谁劝都没用。
 
更要命的是，她亲眼看着姐姐梅爱芳和挚友罗文相继被癌症带走。
 
有医生曾分析，她可能是受到这两位至亲相继因癌去世的影响，潜意识里认为早治晚治都是死，于是选择了逃避。
 
她不信西医那一套切割，转而寄希望于中医调理，这一拖就是一年多。
 
等到2003年她终于撑不住走进养和医院时，奇迹的窗口已经彻底关上。
 
子宫颈癌恶化到了第四期，癌细胞扩散进肝脏，引起出血，痛到影响日常作息。
 
医生原计划给她做化疗，可化疗让她头发大把掉落，爱美的她只做了一次就停了，转而接受电疗和肝部外放射治疗。
 
后来连实验阶段的生化治疗都来不及安排，因为并发症接踵而至，肝功能衰竭、肺炎、呼吸困难，要靠纯氧和呼吸机维持。
 
2003年12月24日病情骤变，28日肺部彻底罢工，30日凌晨，她走了。
 
在她走之前一个多月，2003年11月，红馆的舞台上，她穿着一件拖地白色婚纱，走上铺着红地毯的长梯，长梯尽头是一道射出强光的白门。
 
她告诉挚友刘培基，自己穿过很多婚纱，拍过很多戏，但这辈子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既然现实里没法穿上婚纱嫁人，那就嫁给舞台。
 
刘培基后来说，那是他设计过最好的一件婚纱，也是没有新郎掀头纱的一件婚纱，梅艳芳不是在演绎一首歌，而是在演绎生离和死别。
 
在我看来，梅艳芳的故事之所以让人唏嘘了二十多年都放不下，不在于她笨或者迷信，恰恰在于她太清醒、太知道自己在交换什么。
 
她用一条命，换了做母亲的可能性，换了红馆那八场演唱会，换了那件没有新郎的婚纱。
 
这种交换在旁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对她而言，童年缺的那一碗糖，值得用命去够。
 
我们总习惯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种冷冰冰的公共卫生口号去评判她，可站在她那个位置，子宫不仅仅是器官，那是她唯一能想象到的、和正常女人画等号的入场券。
 
但话说回来，在我看来，梅艳芳的遗憾也给所有女性提了个醒，生育的愿望再珍贵，也不能凌驾于先活下来这个前提之上。
 
医学发展到今天，早期宫颈癌的治愈率依然极高，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关键是第一时间找对医生、听进方案，而不是自己先替医学判了死刑。
 
梅艳芳错过的不是某一种技术，而是信任现代医学的那个决断瞬间。
 
她太想掌控自己的人生剧本了，以至于不肯接受一个残缺但活着的结局。
 
2003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梅艳芳这个名字依然被人提起，不是因为她的歌有多难超越。

而是因为她用40年的人生，把一个女人关于爱、关于母亲、关于舞台的所有执念，浓缩成了最后那件白婚纱。
 
她没当成妈妈，但她把梅艳芳三个字，活成了香港演艺史上一座没人能取代的丰碑。
 
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想想，如果2001年她肯躺上手术台，今天的故事会不会是另一个写法？

这个答案，永远停在2003年12月30日凌晨的养和医院里了。

主要信源：（人民网-江南时报——“她原本是可以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