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特工主动投案，点名要见李克农，供述太完美反露马脚！
1958年2月24日，全国镇反、肃反运动已进入尾声，社会治安趋于平稳。武汉市公安局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来人自称刘仁惠，开口便向接待民警表明身份，称自己是国民党保密局派往大陆的特工，专程前来投案自首。随后，他提出一个特殊要求：因涉及跨海峡潜伏的高层机密，必须由一定级别的领导到场，他才能交代具体情况。
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随即亲自到场展开讯问。屏退无关人员后，刘仁惠道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身份——他声称自己并非真正的敌特，而是一名在战乱中与组织失联多年的中共地下潜伏人员。
面对公安人员，刘仁惠神态从容，详细交代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坎坷过往。
据他陈述，自己早年在武汉照相馆做学徒，1946年考入国民党汉阳宪兵十二团，1948年调任国民党第5军200师少尉参谋。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潜伏在该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永生，并在其单线领导下开展隐蔽工作。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溃败，他随单线联系人王永生撤往福建。为适应长期潜伏任务，他化名“刘静”，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然而在撤退至澎湖和台湾的混乱过程中，队伍溃散，他与王永生彻底失去联系，沦为孤悬敌营、无组织证明的失联人员。
刘仁惠交代，为了自保并等待重返组织的机会，他在台湾考入国防部二厅政训班，逐步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后被派往香港待命。此次正是利用特务机关派其潜回大陆的契机，主动登门自首归队。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刘仁惠的表现异于普通投案人员。他没有丝毫回避与含糊，逐年梳理人生轨迹，从部队番号、职务变迁到撤退路线，时间节点精准无误，逻辑严密，毫无卡顿。这种战乱失联、孤身潜伏的情节，与当时部分真实失联地下工作者的经历高度吻合。
交代完所有细节后，刘仁惠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请求：他要求立刻前往北京，当面向全国情报战线负责人李克农将军汇报全部情况。
一名基层投案人员指名要见中央情报最高长官，此事非同小可。鉴于当时确实存在无档案证明的失联人员，武汉公安极为审慎，迅速将全套卷宗上报。经上级批准，刘仁惠被专人护送进京，移交北京公安机关进行专项甄别。
1958年2月27日，刘仁惠抵京并被安置在前门外新生旅馆，全套案卷第一时间送到了李克农案头。
李克农长期主持隐蔽战线工作，审阅卷宗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刘仁惠供述的长达十余年的潜伏经历，时间线与人际关系过于规整严密，甚至找不出丝毫模糊与错漏。
在隐蔽斗争中，长期处于动荡与高压环境下的潜伏人员，受战乱和记忆偏差影响，供述往往带有局部的模糊与混乱。而刘仁惠的交代却像是一份反复打磨、毫无瑕疵的标准答案，这种“过于完美”恰恰违背了常理。
李克农当即委派总参情报部荣正少校负责专项核查，并明确指示：若是真正的失联同志，务必妥善安置；若是伪装敌特，必须一查到底。
3月2日，荣正对刘仁惠进行了深入谈话。面对反复盘问，刘仁惠依然对答如流，供述与在武汉的笔录完全一致。
谈话虽未发现破绽，但调查组决定打破常规，不依赖其单方口供，一切以历史档案和组织台账为准。北京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兵分两路展开核查：一是查找其单线联系人“王永生”的党员档案；二是核实“刘静”在地下党组织中的备案记录。
专案人员调取了武汉、福建、北京等地的海量历史卷宗，逐一核对战时地下党名册及撤退记录。核查结果很快水落石出：在党组织的所有历史档案中，根本查不到“王永生”此人；而化名“刘静”的潜伏备案同样一片空白。侦查人员进一步交叉比对，发现其供述的时间线存在多处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
真相大白后，调查组不再顺着其口供问话，而是直接亮出档案空白与事实漏洞，与其当面对质。
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刘仁惠精心维持的镇定彻底瓦解，心理防线崩溃，如实交代了真实身份与全盘阴谋。
刘仁惠时年32岁，湖北汉阳人，青年时期确在照相馆当过学徒并参军，但所谓“受地下党领导潜伏”的情节纯属捏造。他于1949年退守台湾后，接受了系统的特工训练，成为台湾情报机关的在册特务，长期在香港从事特务活动。
1957年，台湾情报部门掌握了大陆对失联地下工作者秉持包容甄别的政策，遂针对性地制定了一项高端渗透计划。他们为刘仁惠量身伪造了“十年失联、悲情潜伏”的虚假人设，企图通过主动自首的方式洗白身份，获取合法地位长期潜伏；同时借进京向高层汇报的机会，刺探大陆反间谍甄别机制与审查标准，为后续渗透开路。
1958年3月29日，经公安部与中央调查部批准，刘仁惠被依法逮捕。1960年5月3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仁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场精心策划的潜伏骗局，最终在严密的档案审查与高超的反特经验面前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