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也有职业刺客，不全是为了道义，很多人纯粹是拿钱办事。

专诸练了多久厨艺，史书没交代。只知道公子光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厨子，要的是一张能把人送进吴王宴席内室的通行证。这是一桩雇佣买卖，从开头就是。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把这些人写出了风骨和侠气，但往交易底层翻一翻，会发现动机里掺着黄金和报酬的，绝不止一两个。

先说这件事存在的土壤。春秋战国这段时间，政治格局松散，列国之间争夺激烈，邦国内部篡权夺位的事家常便饭。

正面战争代价大，外交斡旋耗时长，而一个人的死，有时候直接改变一国走向。

这种需求一旦真实存在，供给自然跟上来。士阶层的壮大带来了大量游走各国的武艺之人，手里有剑，脑子里有价码，缺的只是合适的雇主。

公子光惦记吴王僚的王位不是一天两天，最终的解法就是专诸。

《史记·刺客列传》记，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以宾客之礼厚待专诸，这里头的"厚待"有实质内容，不只是礼数周到，而是真金白银的供养。

专诸母亲在此期间去世，公子光出资送葬，之后专诸才彻底效力。

逻辑很清楚，一方提供庇护和酬劳，另一方提供技能和命。专诸最后把短剑藏在鱼腹里，趁上菜之机得手，当场被卫士击杀。

公子光事后即位，是为吴王阖闾，专诸的儿子得到封赏。这是一笔明账，没什么含糊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专诸并非孤例。

成书较晚、史料价值存疑的《吴越春秋》里，还提到了另一位名叫要离的刺客，据说受命刺杀流亡在外的庆忌（吴王僚之子），手法之极端、经历之曲折，读来远比专诸的案子离奇得多。

但这份记载是否可信，学界说法不一，野史成分较重，在此不做信史引用。

至少可以说，在专诸的时代，替人出手办事、事后论功受赏，这套模式在吴国已经不陌生了。

聂政的案子稍复杂，但也没复杂到哪里去。严仲子与韩国权臣侠累有嫌隙，想要侠累死，辗转找到聂政，奉上黄金百镒。聂政当时没接，理由是母亲在世，不敢以身犯险。

严仲子没有强求，此后持续以宾客之礼来往，这个来往维持了不短的时间。后来聂政的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聂政主动找上严仲子，说可以办这件事了。

接下来的刺杀，史书记得很干净，聂政只身入韩，在大庭广众之下击杀侠累，随后自毁面目，自刎而死，为的是不让旁人认出自己，牵连严仲子。

后人读这一段，容易把重点落在聂政的"义"上，落在他毁容自戕的决绝上。

但那一百镒黄金从来没有消失，严仲子用金、用时间、用礼遇，把一个当初明确说"母在不敢许人"的人，慢慢变成了愿意去做这件事的人。

说聂政完全不是为了钱，恐怕站不住；说他只是雇佣打手，又明显过于简单。这个灰色地带，才是先秦刺客群体里最真实、也最常见的那种状态。

豫让在这几个人里是异数。智伯死后，豫让誓要替旧主报仇，曾漆身吞炭，两次试图刺杀赵襄子，两次失败，最终伏剑自尽。

赵襄子前后放了豫让不止一次，豫让的行为在当时就被人当作近乎偏执的忠义，不是谋生，不是受人委托，单纯是他自己认定的一件该做的事。这样的人，在刺客群体里真的不多。

回头看司马迁选进《刺客列传》的这几个人，每一个都有值得一写的特殊性，曹沫的故事实际更接近在外交场合劫持谈判，荆轲刺秦背后压着更大的历史重量。

司马迁写这些人的时候，有意识地强调了气节和风骨的那一面，但他也没有抹掉交易的底色，黄金、宾客礼、封赏子嗣，这些细节都原原本本留在原文里。

能进《刺客列传》的只有五个人，战国几百年间真正出过手的，远不止这个数。

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有的事败后当场被杀，有的消失在史料的缝隙里，没有人替他们写传，也没有人去问，当初究竟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义。

史书能记下来的，从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些进不了传记的人，拿了钱，办了事，或者办没成，然后就这么没了。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3年）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