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这个半瓶子晃荡的下乡知青,稀里糊涂挤过了高考独木桥,懵懵懂懂踏进了信阳师范学院的校门。那年全校新生满打满算两百来人,毕业时不用投一份简历、不用跑一场招聘,国家统一分配,"一个萝卜一个坑",出路是写进档案里的稳当。
前些日子刷到母校的招生简报——一届新生七千有余,三十多年光景,盘子翻了三十多倍。摊子铺得大了,可当年那份"毕业即上岗"的底气,还兜不兜得住?一旦这口气接不上,孩子们就只能把赌注押在考研这一条窄路上,绕来绕去,反倒把出路走成了独木桥。

1979年,我这个半瓶子晃荡的下乡知青,稀里糊涂挤过了高考独木桥,懵懵懂懂踏进了信阳师范学院的校门。那年全校新生满打满算两百来人,毕业时不用投一份简历、不用跑一场招聘,国家统一分配,"一个萝卜一个坑",出路是写进档案里的稳当。
前些日子刷到母校的招生简报——一届新生七千有余,三十多年光景,盘子翻了三十多倍。摊子铺得大了,可当年那份"毕业即上岗"的底气,还兜不兜得住?一旦这口气接不上,孩子们就只能把赌注押在考研这一条窄路上,绕来绕去,反倒把出路走成了独木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