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峦萧寺图》，传北宋李成，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展出至本月27日。

在今天传世的中国古代绘画中，有一些作品的价值建立在“名家真迹”之上，也有一些作品，作者是谁仍有争议，却因为自身所保存的时代信息而成为绘画史上不可绕过的坐标，《晴峦萧寺图》正属于后一种：无论它的作者是谁，它都是一件产生于北宋早期，李成山水画仍然鲜活存在时的杰作。

李成（约919—967年）字咸熙，唐宗室后裔。唐末五代之际，其家族迁居青州。李成并不是一个以绘画谋生的画工，而是一位具有典型士大夫身份和自我意识的文人。《宣和画谱》称他“初非求售，惟以自娱于其间耳”，后世又不断附会出他拒绝权贵招揽、见主人收藏自己的画而拂袖离去的故事。这些轶事未必都能经得起年代学考证，却说明至迟在北宋，李成已经被塑造成一位高洁的士大夫画家：绘画不是谋生的技术，而是人格、学养与精神世界的外化。

李成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地位极为崇高。刘道醇将李成、关仝、范宽列为最高的“神品”，所谓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后来汤垕、夏文彦甚至以“古今第一”评价李成。李成真正改变绘画史的，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山水空间：寒林、平野、远山、烟霭以及人与建筑被纳入辽阔自然之后形成的空间秩序，是所谓“平远寒林，前人所未尝为”。郭熙后来将这一传统发展到巅峰，于是中国绘画史上形成了著名的“李郭”系统。

李成的真迹早在北宋后期就模糊不清了。李成去世不过一百多年，米芾已经在《画史》中发出感叹：“余欲为无李论。”米芾自称见过的李成真迹不过两件，而市面上冒充李成者却有数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恰恰是李成太有名。北宋初年，他的作品成为珍贵商品，追随者、摹仿者和伪作者大量出现；而真正的李成作品又不断向两个地方集中：李氏家族和皇室。宋真宗死后，权臣丁谓获罪，其收藏被没收入宫，其中竟有九十卷李成作品。李成的孙子李宥做了高官，又命人在汴京以双倍价格收购祖父作品，市场上的真李成因此进一步减少。到了徽宗时代，虽然有大量署名李成的绘画，但其中究竟有多少真迹，连鉴赏家都已经无法确定。于是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李成本人的作品越来越模糊不清，“李成风格”却越来越成为北宋山水画的主流。

在这个背景下，《晴峦萧寺图》显得异常重要。作品以一座巨大的山体构成视觉中心，山峰向上耸起，山间楼阁寺院若隐若现，瀑布自高处垂落；近景则是岩岸、寒林和行旅人物。人在这里非常渺小，寺院也不是独立的建筑主体，而是被嵌入巨大山岳之中。自然不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成为压倒性的存在。这正是五代至北宋山水画发生的根本变化之一：中国山水第一次获得一种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宏大结构。

《晴峦萧寺图》没有用一套统一程式处理所有物象。建筑的线条工整而准确，山石则使用富于变化的顿挫笔触，树木又以灵活而复杂的线条组织枝干。不同对象对应不同的笔墨方式。这种做法反映出一种非常早期的“写实”意识：画家首先观察树木、岩石、楼阁各自的形态，然后寻找不同的方法表现它们，而不是用已经高度成熟的个人笔墨语言统一改造整个世界，正因为如此，学界一般认为这幅画的年代不应晚于北宋前期。而且，画家对于山水与建筑的处理都极为娴熟，画面整体又表现出高度的克制、精密与完成度，因此很可能出自当时最高水平的画家。所以，这幅画的作者是不是李成已经不重要了，也永远无法有个确定的结果，但它肯定是中国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件作品。

画上的印章能让我们对《晴峦萧寺图》的历史有更深的认识。图2是画面右上角宋代的“尚书省印”，学者彭慧萍把《晴峦萧寺图》与北京故宫宋摹刘敞《书秋水篇》、上海博物馆宋拓《淳化阁帖》、克利夫兰传巨然《溪山兰若图》、台北故宫传巨然《层岩丛树图》等作品上的印进行比对，结论是这些作品上的尚书省印是同一枚；再结合南宋人的题跋、印章相互叠压关系和印面磨损情况，认为这枚印是南宋官印。根据《南宋馆阁续录》记载，庆元五年（1199），秘书监杨王休发现秘府收藏的很多绘画没有钤印，担心以后被调换，于是请求“许令本省编定目本，赴都堂请印。”经朝廷批准后，“至嘉定三年（1210）六月，并用堂印毕”，也就是说，《晴峦萧寺图》的钤印时间不会早于建立尚书省的1141年，也不会晚于1210年，它至少在南宋中期，就是宫廷收藏的重要作品了。

此画在元明期间流传不明，图3是清代之后的鉴藏记录，在画面右下角，其中最早的一枚是梁清标（1620—1691）的“棠邨审定”。到了缪曰藻（1682—1761）的时候，这件作品被归到了李成名下。徐渭仁（1788—1855）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得到此画，将画定名为《晴峦萧寺图》。沈树镛（1832—1873）把它收入了《养花馆书画录》，并钤有「铁沙沈树镛鉴藏印」、「树镛审定」等印，这是《晴峦萧寺图》第一次进入比较明确的著录体系。

《晴峦萧寺图》应该是清末民初被民间收藏家卖到国外的，出身台湾板桥林家的日本籍收藏家林熊光（1897—1971）于1939年在京都尚雅堂购得此画，“朗庵心赏”就是他的印。林熊光于1943年去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给这幅画拍过玻璃底片，这也是《晴峦萧寺图》第一次有了图像记录。二战之后，居住在日本的艺术史家，意大利人Michelangelo Piacentini得到此画，并于1947年来到美国的堪萨斯城，财大气粗的Nelson-Atkins美术馆从他手中买下此画，此后一直收藏至今。2012年曾经回到上海博物馆展出，今年3-9月再度展出，成为宋代山水画特展的封面作品（图9）。

从流传轨迹可以看出，这幅画的作者及名称都是清人审定的，这个归名有没有切实的依据，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考察古人笔记，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夏文彦《图绘宝鉴》形容李成“凡烟云变灭，水石幽闲，树木萧森，山川险易，莫不曲尽其妙”；沈括《梦溪笔谈》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晴峦萧寺图》与这些文献描述相当吻合，所以有学者指出，清代鉴藏家把《晴峦萧寺图》定为李成作品，只怕也是有几分根据的，即使这不是李成亲笔，至少也是北宋宫廷将“李成风格”制度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件最高等级作品。它之所以在艺术史上无可替代，并不是因为作者“可能是李成”，而是当我们无法再真正看见李成的时候，它仍然让我们站到了李成创造的那个山水世界面前。

宝物亲见，合影留念。谢田看宝